刘氏在注解中穷搜各类典章，力证“枳”、“橙”之异。然而无论是尊《考工》而改《淮南》，还是尊《淮南》而证之群籍，刘先生强调的却是：“约举之词，非必句句皆同也。”他的意见是，用于说理劝喻之典故，未必一定要字字凿凿，比方说“枳”、“橙”二字，就没必要非得闹到与淮南王当面对质不可。这种态度与姿态，在当时代是极其难得的。难得的不是广征博引之下得出的通透结论，而是在材料使用上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为政》）。
由此看来，刘氏之所以钟情淮南之学，并选取对《淮南子》的校释为其古典学术之开篇，无非是《淮南子》本身博极古今、牢笼天地的融汇并包之底蕴风骨。这部非儒非道、非法非墨，兼治阴阳、易学、养生诸多杂学的“奇书”，正与刘氏奇骨相当，可谓心有灵犀、一拍即合。
刘氏的大著刊印之前，其初稿的第一读者也非同凡响，他直接促成其刊行于世与载誉学界，这个第一读者就是胡适。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刘叔雅（文典）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他甚至不吝笔墨地夸赞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竞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胡适对刘文典及此书的青睐有始有终，从刊行前的向商务印书馆荐稿、写序，甚至得知刘氏经济状况窘迫而驰书恳请馆方破例预支稿费；到此书还在印刷中的1923年春，胡适就始终尽力帮助当时尚是无名小卒的刘氏，始终不遗余力地关注和支持这部书的问世。随后，胡适还在《清华周刊》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思想史”部分将这部尚未面世的《淮南鸿烈集解》写了进去，并且“加圈”重点推荐——这在当时的“国学界”，可谓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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