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阶层地位到教育地位：教育分层的机制研究
由家庭阶层地位到个人教育的获得，这条路径包含着多重复杂的影响因素。家庭资本数量及其构成、教育制度变迁以及国家政治安排等都会对个人教育地位的获得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从社会分层视角来观察教育地位分布，必然包含对教育获得和分层机制的研究。
李路路（2003）利用1998年从北京、无锡、珠海三个城市的7337份问卷调查资料，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指出，相对于父辈为工人／农民，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对子代教育都有着正面影响。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父代权力优势阶层的影响要强于其他两个阶层地位，父代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地位的影响要低于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地位的影响。也就是说，权力优势阶层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自雇佣者的地位对于子代教育的获得呈现显著的副作用。相对而言，对于父代属于脑力劳动者范畴的人来说，自身的教育获得要受到父代社会地位的显著影响，而且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完全相反的作用。对于前者来说，教育显著表现出地位传递的中介性质；对于后者来说，它明显不具有代际地位传递的作用，并且对于子代相应社会地位来说也不具明显影响。比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子代教育获得的模型，可以看到，相对于子代社会地位获得来说，子代教育与父代地位之间的关系在改革前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父代对子代教育在脑力劳动者阶层仍保持着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于体力劳动者阶层来说，这种影响则不具有显著性。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1979年前，父代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地位对于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最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地位影响最低，权力地位优势阶层影响居中。1979年以后，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影响变得最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地位次之，一般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地位的影响变得最弱。这表明，在改革开放前后，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子代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明显增强。笔者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于教育机会保持着较强的干预程度。但是当教育机会的分配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时，阶级阶层地位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笔者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政策的影响，那么中国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机制：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将主要是以“教育”为中介，再生产过程是“间接”的，即父辈地位通过子代的教育，从而影响到子代的阶级阶层地位。也就是说，阶级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是以教育为中介的间接再生产过程，在这里，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春玲（2005）通过对家庭背景与个人教育获得变化的研究也进一步指出，在1949年以前，拥有最多家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极其稀少的教育机会，而1949年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家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的影响迅速下降。虽然没有完全割裂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但基本上可以说，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机会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家庭社会资本也降到了最低点。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形势发生了扭转，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明显上升。调查数据虽然未能证实经济资本影响力的增长趋势，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如今家庭经济条件对子女教育机会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只是受其影响的这一代人还在学校读书。作者认为只是目前收集到的数据还不能反映出经济资本的作用。可见，影响教育机会分配的机制在教育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
张翼（陆学艺主编，2004：108～206）也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获得教育地位的高低，主要是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城市化程度三类因素在不同时期共同作用的结果。1978年以后，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作用力，较“文革”时期都有所提高。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自下放锻炼回城后，其子女也得以接受较好的教育。而职业地位较高的人，也能够在高教招生的恢复中为自己的子女创造较好的机会，接受较高等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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