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游戏理论》：
其次，由于游戏本身的发展，艺术、体育以比较成熟的形式从原始态的游戏中独立出来，那种比较幼稚的、随意的、自发的游戏更多地成为儿童活动的方式。于是，以艺术、体育作为娱乐消遣的成人游戏逐步与儿童游戏分化，从此儿童游戏有其独立的地位。可以看到，打猎、赛马、斗牛、角力、宫廷舞蹈等成为有闲阶级观赏娱乐的奢侈品和专利品，劳动人民已无权享有，也无时间去娱乐。与此同时，儿童游戏仍然是出于儿童自由活动的需要保持着，无论是劳动人民的儿童还是贵族的子女，都在尽情享受游戏的欢乐。
尤其到了中世纪，教会宣扬禁欲主义，向大众宣传肉体是灵魂的监狱，竭力暗示劳苦民众为追求“来世”永久的幸福，必须本着服从、忍耐、克己的精神，克服“现世”一切欲望，包括游戏享乐。从儿童来说，僧侣学校教育极其严格，鞭打体罚习以为常，死记硬背教条经文，学习与游戏分离，入学儿童失去了游戏的欢乐，只有不入学的乡野儿童仍能保持游戏的权利。
到了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反封建的历史舞台，封建贵族自然是他们抨击的对象，同时贵族奢侈享受的生活方式也受到谴责，并加以反对。为鼓励追求财富、金钱的世俗经济活动，他们视时间浪费在娱乐游戏上是可耻的。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也充满了这种资产阶级性和资产阶级道德评价，其宗教精神、道德态度带有了功利主义色彩。宣传只有劳动是上帝赋予的唯一天职，游戏是恶魔的工场，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而致富，不可以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新教伦理要求人们通过严格的苦行来行使这种天职，以勤劳、节俭、推迟享乐为美德。由于享乐会使人逃避劳动，所以无论是贵族的娱乐形式，还是平民百姓的舞厅酒吧，都被禁止，还设立了法规，禁止游戏、寻欢作乐。可见，这不能不是一种新的禁欲主义，劳动是公认的禁欲手段。与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不同的是，僧侣走出了僧院和修道院，来支配世俗的道德观念。这种游戏罪恶论，充满了早期资本主义精神，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的基础。
清教徒那劳动神圣，游戏邪恶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影响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从事职业的成人来说，对从事学习的儿童来说，都把游戏看作是时间的浪费。学校教育把游戏看成是智力上的浪费，或至少认为在训练思维机能方面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假活动，而且游戏会使学生从功课上分心。所以，游戏在人们的观念中一直受到否定的评价，把游戏看成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活动，人们常常为孩子玩了整整一个假期而叹息，认为什么正经事也没于。但是，没有学习和生活重负的学前儿童仍然享受着游戏的欢乐，在父兄工作的同时，他们在户外玩耍，自然材料就是他们的玩具，奔跑、攀爬、滚铁圈、造房子，创造了种类繁多的游戏形式，通过想象反映父兄的劳动生活。
（三）游戏成为幼儿教育的手段
儿童游戏从户外走向户内，从完全自发的游戏到组织起来的游戏，是在幼儿园诞生以后。从福录培尔开始的幼儿园运动，使广大街巷顽童进入了专门的教育机构，从此，儿童游戏日渐与教育联系起来，成为幼儿教育的一种手段。
儿童进入了正式的教育机构，但又未到正规学习系统知识的年龄，游戏仍应是幼儿的主要活动。然而，游戏的纯粹自发性被一定的规范性取代了。首先，儿童游戏的空间受到限制，无限广大的自然空间变成相对狭小的室内空间。其次，儿童游戏的时间也受到限制，原来爱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现在须听从老师的安排。再次，游戏的内容更是受到加工和筛选，通过教育者们的精心工作，游戏开始系统化、正规化，使之服从于一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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