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学者能够从语言的角度进行考察，是因为他们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的问题。如果以形式化的逻辑为标准，甚或以形式逻辑为标准，中国古代就没有逻辑；如果以非形式逻辑作为标准，中国古代就不仅有逻辑，而且还具有很丰富、很精彩的逻辑。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者著名学者诺尔特（J.Nolt）就说过：“如果中国人真的迈向非形式逻辑的领域，毫无疑问，他们会带来新的思想，并极大地丰富这一学科。”中国具有千年的经学和《易》学传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基本的东西，它不会不对中国的逻辑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发展具有影响。
我们认为，逻辑是文化的产物，一定的文化类型对一定的逻辑样式一定会有它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古希腊文化具有强烈的外倾性，它以探索世界本质、获取科学知识、征服世界为基本追求，而这种追求又必须以相应的科学发展作为前提。古希腊的数学、物理学等科学的发展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是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决定了亚氏逻辑的缜密性、科学性。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古代人崇尚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具有强烈的内省性。中国古代的逻辑理论与思想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诞生出来的，百家争鸣推动了这种逻辑的发展，朝代更迭，思想变迁，使这种逻辑在缓缓的历史长河中悠然前行。如果不是西方逻辑东渐华夏，不是西方逻辑的主动入侵，也许我们的逻辑理论和思想还是如此这般地行进着。但是随着逻辑东渐，这种逻辑传统戛然而止，代之而来的是完全西化的形式逻辑、形式化逻辑，就如同有的研究者评价《马氏文通》使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传统戛然而止一样，个中功过，很值得探讨。
最后，应该加强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中的训诂问题的研究。可以这样说，如果读不懂原著，或者曲解了原著，不是采用“六经注我”的研究方法，而是采用“我注六经”的方法，恐怕难免“三亥过河”的不足。我们都知道，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的兴起肇始于清代，个中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受乾嘉考据学兴起的带动；二是受到逻辑东渐的影响。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