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革命运动使革命文化成为波澜壮阔的实践洪流。在“二七”大罢工中，学校进步师生举行同情罢课以声援，组织慰问队慰问罢工工人以示支持，利用暑假回乡向农民传授新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并把反帝反封建斗争扩展到农村。在1924年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学校进步师生连连集会，宣布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和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学生郭树勋（后改名郭述申）先后被推举为出席湖北省和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学校进步师生带头罢课、上街游行、演讲，以学校全体同学名义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声援电，愿“作先锋之后盾”，成为武汉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
1927年3月，蒋介石指使其走狗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生立即给在安庆的蒋介石发出质问电，斥责其“刚愎自用”，“自命为总理真实信徒，实则违背总理遗教”，“助纣为虐”，并将电文刊登报端以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1927年大革命运动中，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学生会实际上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创造了许多新的革命文化景观和卓有成效的斗争形式，如化妆宣传、幻灯宣传、电影宣传、游艺活动、下乡演出等，宣传革命道理，声讨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罪行。化妆演出宣传效果最佳，观众最多时一场竟达6000人。武昌中山大学一时成为大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1927年4月至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曾先后在这里举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文化，培养和造就了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罗荣桓、伍修权和郭述申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
革命文化在学校的兴起，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在学校的不断壮大，成为国民党右派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眼中钉。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并大动杀机。在腥风血雨中，李汉俊、陈慕兰等10多位学校的进步师生、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学校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革命文化的红霞一时被乌云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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