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语出于文人之手,经过加工提炼,比起张口就来的自然口语当然不同,口语有的也不乏生动手段,但是总是快而杂、未经修改的粗坯。书面语为了少写几个难写的字,总是力求简明精炼。加上官吏文士所掌控的书面语通行于社会的上层,借助着思想和行政的力量,常常带着几分神圣。因此,后来的辞的研究就撇开了口语,专攻书面语的提炼,致力于选词炼句,更多地关注诗词歌赋和政论散文的不同要求,把言语的研究导向了诗文创作、文体建构,开辟了文学语言的艺术创造的崭新领域。唐代以后的中古汉语口语尽管也有许多鲜活的成分,但是士大夫的书面语占着绝对的优势,最佳的口语也被视为低俗、粗鄙的东西,任其自生自灭。少数被民间艺人记录下来的作品,也没有引起文人们的关注。宋元之后连续不断的“诗话、词话、曲品”以及号称“文原、文脉、文说、文谱”的专书,无一不是以书面作品为研究对象的。于是,辞的研究成了文学的附庸。
辞的研究正是这样从两个方面都走向“言语应用研究”的异化,客观上成了经学的附庸,主观上又成了文学的附庸,辞作为言语应用的研究就这样沉寂下来了。
西方现代语言学传人中国之后,索绪尔的学说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来,对于研究语言本体的结构系统,使语言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把言语的研究排除在语言学之外,原来注重的言语的应用研究也受到抑制,这是言语应用研究沉寂的外来原因。三、呼唤辞的研究的革新
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兴盛之后不久,语言学家们就发现了,只研究语言的结构、不研究语言的功能;只研究语言的系统、不研究语言的变异是不行的,于是就兴起了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功能语言学和研究言语的变异的社会语言学。海姆斯提出的社会语言学的任务是“解释和分析社会共同体的各种谈话方式以及使用这些方式的条件和意义”(Hymes,1974)。尤金·奈达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社会语言学优先考虑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是功能而不是结构,是语境而不是信息本身,是语言的得体性而不是语言的任意性。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语言,可以最终非常清楚地发现语言交际的本质。”(Eugenea Nida,1985)他甚至宣称:“脱离实际语言的语言学多半是人为的,不经常考虑语言所表达的人际意义,语言学常常只不过是真正的优越性的一个影子。”(同前,以上转引自祝畹谨,1985)在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启发之下,关于语言的交际应用的研究又衍生出许多学科,例如,研究言语各种应用的语用学,研究实际言语的组织和表达的话语语言学。在借鉴了国外这些新学之后,近二三十年间,关于汉语的交际应用的研究也有了广泛的发展。不但有现代汉语的语用学、话语语言学,还派生了许多就汉语的运用为研究内容的交际语言学、公关语言学、艺术语言学、美学语言学、广告语言学,等等。足见关于汉语运用的研究是当前汉语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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