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焚”反倒常常出现在书面文献中，甚至于直到今天在部分方言中仍用“焚”，如闽语区台湾话中仍用“焚火”或“焚水（茶）”等。我们推测一方面是因为东汉时期政治中心的东移，主体方言区转移到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另一方面也与经学文献的广泛传播有关，经学文献由于语言的承继性及其权威性，基本保持了早期用“焚”的面貌，后人受到经学文献语言的很大影响是难免的，这两个因素综合作用，共同促成了“焚”在东汉以后的书面文献中又一次超越“燔”而成为出现频次较高的词。
四逆／迎
《方言》卷1曰：“逆，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说文解字，是部》载：“逆，迎也。从是尹声。关东曰逆，辟西曰迎。”王彤伟认为：战国末期之前，“逆、迎”二者有比较整齐的使用局面，《周礼》、《左傅》中主要用“逆”，《仪礼》、《孟子》中主要用“迎”。如此齐整的使用情况应该和它们的方言身份密切相关。二者在语用、语法上具有一致性，二者属于方言词的特点比较明显。随着语言的发展，二者都在向通语的地位迈进，不过“逆”一方面在“迎接”范畴中意义重点逐步向“迎击”侧重，另一方面在其本身的词义系统中，意义重点又逐渐向“不顺、违逆”等侧重，使得它在“迎接”范畴中的地位越来越低。而“迎”主要仍是在“迎接”范畴内巩固自身：一方面巩固“善意的迎接”，另一方面“迎击”之义也不断得到强化，使自己最晚在秦汉时期成为“迎接”范畴的基本范畴词。汉译佛经、《世说新语》等材料中的情况一方面证明了“迎”在本范畴中的核心词地位，另一方面也展示了“逆”逐渐退出的态势。“迎”之所以能够在和“逆”的竞争中胜出，与其本身的方言所属的基础方言（关西方言）地位的提升关系密切。另外，在竞争中“逆”自身词义系统引申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也是原因之一。吴吉煌认为：从历时的角度看，“逆”在战国以前是表“迎接”义的主导词。战国中期以后，“迎”则成为表达该义的主导词。在书面通语中，“迎”相对于“逆”的优势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有所表现，到战国中期，已经取代“逆”，成为表“迎接”义的主导词。汉代关西方言口语中使用新兴的主导词“迎”，而关东方言则使用历史更为悠久的“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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