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是一门既老又新的学科，其在西方和在中国的发展都有很长的历史也有多家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分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范围和方法既跨入自然科学的领域又兼有同人文学科的界面。毋容置疑，这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人类的语言直接相关。语言这一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征，其性质、结构及许多有趣的相关现象至今仍对人类提出巨大挑战，而人类对自己的这一特征始终知之甚少。当代语言学理论上世纪在西方的瞩目发展，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再到多个交叉学科的蓬勃突起，使这门学科至今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里一个不可忽视的“新兴”传统学科，在中国境内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理论在改革开放后的引进曾遇到同传统的碰撞和摩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境内新老学者对当代语言学的最新发展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也抱有越来越欢迎和渴望纵深了解的态度。在这种可喜的局面下，我们应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鲁曙明教授的邀请，在他主编的这一套《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的丛书中加入了这本关于语言学的综述文集。我们深知这本综述并非首例，关于语言学，特别是对单一分支领域的系统介绍自90年代以来不乏在境内出版，许多理论也已为众多同行所熟谙，因此我们约稿时强调了“前沿”二字，作者们的贡献也足足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本书的作者，我们想多说几句，也借此回答读者可能的疑问，即为什么没有邀请语言学界“所有能用汉语写作的”顶级名家，及为什么没有包括境内名家的文章。我们的解释是，在同丛书主编初步接触、了解了丛书的性质和目标以后，我们主观地把作者的范围锁定在同我们本人有着共同经历的一类人，这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迟不超过本世纪最初几年，从大陆到海外留学、主攻语言学专业（不含应用语言学）、并在完成博士学位以后仍在境外执教、继续从事语言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这个范围一经划定，就得到了多位相关同事的支持和肯定。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些人，从一出来被这个在国内鲜有了解的当代语言学科打懵、震撼，到好奇、感兴趣，再到了解、热爱，并决定迎接挑战、钻研下去并将其作为终身奋力探索的目标，一路走过了坎坎坷坷的艰辛路程，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和体会，也从这门由不熟悉到熟悉的学科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分享了许多早已在这个人类智慧的先进领域里勤奋耕耘了多年的先驱学者们的洞察发现和智慧结晶。我们在那些先驱语言学家们的严格指导和训练下，逐步懂得了语言学这个学科的门道，练会了作这门学问的基本功，又顺着这些教授、学者们所走过的路，读着他们的书和文章，做着他们布置的习题、实验、作业，写着他们帮我们命题的一篇篇论文，踏上了自己的治学之路。一位同事的博士导师曾经在指导他的博士论文时说，博士论文并不是你考下来的驾车执照，而只是一个可以上路练习的学习许可证（lerner’spermit），拿到那张许可证的目的就在于可以自己上路去练车。而现在，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已经在路上跑了一阵子了。有的人可以称得上是相当成熟的司机了，他们的论文、著作、研究成果已经得到了语言学界的认可，他们在各自执教的位置上也已担负着学科带头人的重任，而有的还在继续不断地默默耕耘。无论是做的时间长些的还是短些的，做得好些的还是差些的，大家至今都已经毫无疑虑地视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为己任，也都早已开始了指导自己学生的过程。而我们所教的学生，许多也都是在大陆的各个大学学习过中文、英文或同语言相关学科的本科毕业生，就好像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我们；我们在通过他们把语言学的知识和实践传播开来，把这门学科的香火代代传承下去。除了教课和带学生以外，我们不少人还都在不断地用中文或英文写书，在境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参加各类语言学研讨会，做长期或短期的讲学，以及同境内同行开辟各种合作的渠道，做各种有意义、有贡献的研究项目。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向境内的同行传播了我们所学到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和观点，也同时学习到了他们关于传统语言学的知识和经验。大家互相切磋，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当代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境内的发展。我们目前这本书也可以看作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开辟的又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希望借此将各自分支领域里的前沿理论和研究现状，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做一个最新的总结和述评，以求得界内的认可和反馈。有的作者说，这也是我们出国、出道这许多年来，对自己所离开的故土，对了解关心我们成长进步的新老师长，以及对上辈、同辈和晚辈的学友、学生们的一个交待。作为编者，我们从诸位学者的文章中看到了这种精神和意图。我们不仅从每篇著作中充分领略到了各位学者在本领域内的学术水平和造诣，而且也充分体会到了这种向所有关注我们的读者尽心汇报的精神。有的作者将自己的学生或国内的合作者也包括进来，一起学习、总结、探讨和评论，这就更体现了本书以界内同仁为目标、旨在相互学习交流的目的。
关于本书的内容和编排，如上所云，是一组关于学科前沿发展的综述文章，并不以普及语言学基础为宗旨，也不以没有语言学知识的初学者为目标读者。全书共分五大部分，我们称作“篇”，其顺序遵照一般由核心语言学延至边缘或相关分支的惯例。所包括的分支大体能代表当代语言学作为一个完整学科所应有的内容，但未见穷尽，各分支的内容也未求绝对的完善与均衡。由于语言学的主要分支最起码也有十几个，而本书之篇章远远不能一一对应，所以每个大篇、以致有些下属小章的题目都不得不概括两个甚至多个分支，希望读者不要将每篇具有合并意义的标题误以为是在语言学范围内可以合并或经常被合并起来的分支。各大篇由章组成，章与章之间没有刻意的联系。全书共二十章，每章由作者依本人研究重点及专长独立撰写，基本上文责自负，也有不少相关章节的作者做了交叉审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文章其第一作者为本书邀请的主要作者。五个大篇的前三篇共十五章涵盖核心语言学（常称corelinguistics）的六个分支，即语音学（phonetics）、音系学（phonology）、词法学（morphology）、句法学（syntax）、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后两篇包括了几个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相关学科，其中第四篇合并了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linguistics）和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第五篇将认知语言学（cognitivelinguistics）、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和神经语言学（nero-linguistics）结合为一章，另有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linguistics）或称电脑语言学为最后一章。以下为篇章内容的简要介绍。
首先，在“语音、音系篇”里，我们收了关于语音学的三章和音系学的一章，以香港科技大学朱晓农的《语音学：昨天和今天》为首章。作者在这一章里以宏观的角度总结了近三十年来西方语言语音学（linguisticphonetics）的发展并重点介绍了其主要成果，如发现了很多新的辅音，改进了元音描写方法，初步建立了语音类型学，推进了与音系学的关系和对语音结构的认识，了解了发声态（phonationtypes）的生理和声学性质并初步探索了其在语言中的作用，等等。但他指出，由于这些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着眼于描写印欧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致使对大多分布在亚洲东南部和非洲中部的有声调和有多种发声态的语言缺乏描写能力。他强调建立发声态系统对拓宽语音学研究范围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他本人通过一系列语音实验和田野调查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发声态类型和分域标调等方面对语音学理论所作的贡献。由美国旧金山大学李智强所写的第二章《区别特征和语音的产生与感知》和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许毅、刘芳合写的第三章《韵律研究的最新发展以及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分别选择了另外两个在语音学上相当重要的题目：一个聚焦在单个音段以下的单位–音段的区别特征，另一个则着眼于超音段的语音现象，泛指为韵律。这两章无论从介绍的理论还是从评论的高度来讲，都体现了作者将语音学同音系学及语言学的其他领域相互结合、融会贯通的特点。在第二章里，作者首先概述了区别特征在生成音系中的作用和早期的以声学特征和发音生理两派对立为特点的语音研究，然后分三个小节详细评述了区别特征的语音学基础、区别特征在语音变异中的表现及近年来语音学家所设计的词汇感知模型如何通过对声学参数的分析得出对区别特征的判断，以此表明由区别特征所反映出的、存在于发音生理、物理声学和心理感知这三者之间范畴性的量子关系。第三章综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多位语音学家近年来在韵律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首先指出了语言学研究中历来存在的形式与功能两种研究途径和方法的对立对语音学的影响，明确批评了形式派研究使语音单元的确立和变换独立于意义的倾向，并表明了支持功能优先的立场。在对功能法研究的必要性、困难性和可行性做出充分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评述了如何从发音机制和交际功能的角度来理解韵律，并列出了六种同基频有关的交际功能，展示了每一种功能的实现都可以在一个由语音学家所设计的“平行编码及目标接近模型”中得以体现，因为在代表人类语言发音机制的目标接近模型中，各个控制参数如发音器官的起始和终止状态、给定时长、音高等都可以分别调节，而每种调节对基频曲线都有明显的影响。他们从多项实验研究的结果中总结出了北京话韵律的语音表现，尤其是对声调的描写及相关的功能性编码手段，并提出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对音段的研究，以致可以用于句法等语言学的其他领域。
由美国堪萨斯大学张杰所撰写的第四章《实验音系学》是唯一一章对音系学研究的最新述评，作者在述评中将重点集中在实验音系学这个音系学中既老又新的领域。他从追述实验音系学的历史和概述音系学从生成音系理论一路发展过来的历程出发，着重总结了实验音系学在三个主要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完善与细化了对音系现象的描述，二是为说话人潜在的音系知识提供了事实依据，三是将音系学同语音学及心理语言学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实验音系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对生成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涉及到语音在共时音系中的地位，如何处理范畴性音系对立和阶层性语音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音系研究中的例外等等。作为一个音系学家，张杰在论及实验音系学所面临的问题时指出：任何一个对音系理论真正有用的实验都必须先有建立在音系理论基础上的预测，实验是为预测服务的，否则，再精细的试验、再漂亮的数据对我们对认知系统的探索都没有意义。这条指导原则给不甚理解实验音系学的性质和方法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最清楚的回答。此外，张杰还在文章的最后一节里综述了实验音系学在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的研究成果，肯定了汉语因其特有的语言特征对实验音系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可以说，这篇唯一的关于音系学的文章对该学科的前沿发展做出了相当有代表性和概括意义的论述，也帮助本书弥补了未能收入其他音系理论（如优选论及相关的最新模式等）之评述文章的不足。
继“语音、音系篇”之后的“词法、句法篇”是本书最大的一篇，包含有六章。前两章侧重评述词法研究，后三章侧重评述句法研究，中间的一章同时涉及到词法与句法，属于词法句法同音系范畴里的韵律之间的界面研究。这一大篇以香港理工大学石定栩所写的第五章《现代形态学研究》为首篇，该文系统地概述了当代语言学中研究词法问题的分支，即在英语中被称为morphology继而被译为汉语“形态学”的这一学科的发展。石定栩在对形态学的基本概念、由概念所产生的各种形态手段（如屈折、派生等）、以及由此而划分的语言类型（如综合语、孤立语等）做出简单介绍之后，系统地综述了这一学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历程。他一方面指出，形态学的发展同形式句法的研究紧密相关，在形式句法从准理论到支配-约束理论、再到90年代的最简方案理论所发展的几大阶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不断受到句法研究的冲击而调整方向，另一方面又概括阐述了形态学在形式语言学范围内同形式音系、形式句法及形式语义这几大相关领域之间的界面研究，于是不断产生出诸如韵律形态学（prosodicmorphology）、词汇句法理论（wordsyntax）及词汇语义学（lexicalsemantics）这样的界面分支。他在文章最后还重点介绍了形态学的重要著作和期刊，为读者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指南。相对第五章的宏观述评，由美国海军学院王志洁所写的第六章《以缀化为例看西方词法理论对汉语构词学的影响》则提供了一个非常微观的视角。文章以界内多年来所达成的汉语缺乏词形变化的共识为出发点，综述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海内外华人及洋人学者如何逐渐引进西方的词法理论，尤其是关于词缀的概念和类似西方语言那样的以加缀法为主要构词手段的框架，以及这种引进如何导致了近几十年来界内所出现的准词缀热，以及部分学者所提倡的汉语即将走向“缀化”的倾向。作者围绕词缀与缀化的标准问题评述了赵元任、裴吉瑞等海外语言学家的代表性著作，指出了非形式标准的困难，又结合其本人近年来的有关研究，试图推荐一种在借鉴西方语言学先进理论之时力求审慎、避免盲目，以及尊重传统研究、尊重汉语类型学特点的态度。
由香港中文大学的冯胜利及合作者王丽娟所写的第七章《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句法学的研究》介绍了形式语言学领域内两个以界面研究为主要途径的新兴交叉学科。其中韵律构词学首创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McCarthy&Prince（1986，1990，1995）的一系列著作为代表，研究韵律结构在词法中的作用。冯等在文中首先介绍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随即转入综述冯胜利自90年代以来将韵律制约用于汉语构词学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进展。他的研究将音系理论中的韵律层级系统，尤其是韵律词的概念，以及音步的二分结构，用于考察汉语里的大量复合词，不但为汉语构词中的语言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而且以此充实和完善了韵律构词学的理论。与此同时，冯胜利还将他对汉语韵律同形式语法的界面研究从词法延伸至句法，在韵律同句法的关系上突破了以往仅仅限于由句法支配韵律的理论模式，强调了韵律对句法的反向制约。由于韵律句法相比于韵律词法是一个更新的、且主要基于汉语研究而建立的学科分支，两位作者在文章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冯胜利及其他学者在过去二十年里为开拓这一研究领域所做的贡献，其中包括他们用韵律作为制约条件对当代汉语将近十个以往得不到适当解释的句法结构所作的分析，以及冯在此基础上所总结出的韵律和句法的互动模型。作者希望这两个新兴的界面学科在汉语语言学及整个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中得到更大的关注和发展。
“词法、句法篇”的其余三章集中于句法理论，但各章的侧重也有互补性的异同。由目前任教于美国罗格斯大学的MarkC.Baker和美国西东大学的陈东东合作的第八章《生成句法：方法、目标、贡献、争论及发展方向》同上面介绍的石定栩关于词法的综述很相像，是一篇较为宏观的总论。文章首先回顾了生成句法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和主要阶段，然后详细介绍了生成句法的理论框架、重要原则、运作程序和研究方法，指出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法学家以探讨人类与生俱存的共同语言机制即普遍语法（UniversalGrammar）为目标，而这种普遍语法同早先格林伯格（Greenberg）所探求的试图涵盖人类现存语言之间类型学倾向的普遍语法原则（universalsofgrammar）有着本质的不同。文章继而通过对英语、埃多语、日语、汉语和莫霍克语这五种语言的一般语序结构及特殊疑问句结构来揭示人类语言的共性，指出其表面的差异乃是不同的约束限制规则所致，而这些限制规则正需要句法学家从大量的语料中抽象、概括而得出。文章最后总结了生成句法学界目前存在的争论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其中既包括了乔姆斯基希望通过其最简方案理论（MinimalistProgram）追求“超出解释的充分性（beyondexplanatoryadequacy）”的方向，也包含了Baker本人试图建立的一个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和格林伯格的类型学理论二者之大成的“形式生成类型学（FormalGenerativeTypology）”的模式。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迈迪森校区的李亚非所撰写的第九章《论句法理论构建中的最佳化》则同这章总论性的综述有所不同。作者将文章聚焦于他本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从事句法理论构建研究中所观察和触及到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对形式句法主流理论的发展做出相应的介绍和评估，可称是带领读者进入了句法理论真正的前沿阵地。文章以五个单独的小节逐一展开对五个独立却又相关的理论问题的述评，最后在第六节里把所有讨论总结上升到理论构建原则的高度。在五个问题中，他首先涉及到的是形式句法理论、特别是始于80年代的管约理论中对“格”的处理。他回顾了早在1987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资格论文答辩中曾指出格理论内部的重大缺陷，提出对格重新定义，同时在管约理论框架里首次提出了格模块同管辖关系完全无关的观点。他重述了这个对格的新的定义并指出，虽然他的观点在当时因与管约理论不相容而遭到乔姆斯基的极力反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竟在乔姆斯基1995年提出的最简方案中，在因格的重新定义而把所有移位归于特征查对（featurechecking）和在取消管辖关系这两个主要方面成为其理论的先驱。他的第二个问题涉及理论中的冗余，主要向读者转述他在1997年发表于LinguisticInquiry这一颇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刊上的一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里以生物学的实例和哲学的论证途径批评了一个被他称之为“乔姆斯基悖论”的观点，亦即乔姆斯基对冗余的担心。他批评说，句法理论发展中反复使用“奥克姆剃刀（Occam’sRazor）”来消除冗余、去繁就简的做法实际出于对一个理论系统的整体功能及其中包含的个体部件的功能缺乏认识。若能看到二者在不同层次上的运作，则后者的冗余就不会与前者造成冲突。他的第三个问题涉及词法句法界面理论，主要介绍他在2005年的一部专著，其中对句法领域内关于构词机制方面所长期存在的“句法学说”同“词典学说”两派之争从哲学角度进行了批评，并依照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提出“词法构词，句法构句，各司其职”的最简明理论。第四和第五个问题分别以最简方案中的“最小链条件（MinimalLinkCondition）”和句法中对一个叫做“包含先行词的删除现象（antecedent-containeddeletion）”的处理为例来批评最简方案理论中的主观性，及对某些“已被广为接受的”证据的“确凿性”提出质疑。通过这些批评和论证，作者旨在探讨构建关于语言机制整体理论的指导原则。他称该文可被看作“句法学界第一次用研究中实际发生的例子展示滥用奥克姆剃刀的失败案例，”并就此提出一个强调尊重语言材料表面形式、“优先选择和语料表面特征更加吻合的理论”的原则。
在第八、九两章对主流句法理论集中述评之后的第十章，是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也是第七章的主要作者）关于历史句法的《形式句法理论与汉语句法史研究简论》。作者在文中首先介绍历时句法学（diachronicsyntax）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语言演变的特征和基本原理，指出其学科的操作程序建立于形式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人类语言的演变机制则源于功能结构的变化。他引用著名历史语言学家Kroch对语言演变的描述，将其称之为“语言特征在时间跨度上的一种传递的失误”，常例表现为词汇的创新与更替，而句法特征的创新则可导源于错误的语言习得。为了展示如何以推演的方法将形式句法的理论框架应用于研究汉语句法演变及语法化的历史，冯胜利在其后的几个小节里连续分析了“把字句共享宾语的结构”、“四声别义与韵律形态”、“韵律形态与早期被字句的施动问题”、“韵律形态与动补结构的双补语问题”、“从词类活用到轻动词的句法移位”以及“从没有介词的介语结构到双及物句法类型的演变”等六个句法结构从古至今的历史演变。他强调不但要有推演的前提和条件，还要有操作的技术和程序。在这种推演和操作的过程中，形式句法不仅用作指导理论，更重要的是用作一种工具。冯胜利认为，唯有这种“形式的”工具才可以揭示许多潜藏在汉语历史句法中的重大结构问题，也才可以促进本体研究的深入。
本书的第三大篇是“语义、语用篇”，其中前三章对语义学研究做重点述评，后两章同语用相关。应该说，语义学的许多方面、许多课题都同句法研究紧密联系甚至交织进行，因为语义概念需通过句法手段得以实现。这一篇之首章就鲜明地显示了这个特点，将之称为语义同句法的界面研究也不过分，这就是由香港中文大学的顾阳及合作者郭洁所写的第十一章《时制与时态研究综述》。同本书其他章的结构一样，两位作者首先介绍了关于时制（tense）时态（aspect）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然后详细综述了几位先驱语言学家为时制时态理论奠基的重要著作。她们指出时制和时态是人类自然语言中将谓词表述的情状（situation）与时空联系起来的两种语法手段，其中时制所描写的是情状在时间轴上的定位，表达为说话时间、事件时间和参照时间（亦为话题时间）之间的关系，而时态所描写的是情状内部的时间结构，表达为起始点、中间点、终极点等成分所形成的不同组合体，又可被形象地称为“视点体（viewpointaspect）”，意为说话者从不同视角聚焦于情状的不同方面而“摄取”到的情状的不同体态。她们继而介绍时制和时态在句法中的表现，并综述了汉语这个通常被称为“无时制”的语言对语言学理论提出的挑战以及包括顾阳本人在内的句法、语义学家近年来在这一课题上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贡献。
下面的第十二、十三两章应该说是更为集中在语义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前沿述评，两章分别聚焦在形式语义学理论的两个非常有意义的方面。其中由美国翰府大学黄师哲所贡献的第十二章题为《类型论、类型转换理论及汉语修饰语结构之研究》，作者在文中将形式语义学中的类型论（TypeTheory）和类型转换（TypeShifting）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并将其在汉语语义研究上的应用做了完整的综述。作者首先向读者说明，类型论本为由罗素创立的一个数理逻辑理论，而语义学中的类型转换理论则从类型论延伸而来。从70年代的蒙太格语法提出逻辑语义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可以运用于自然语言，到80年代帕蒂等语言学家将蒙式的传统结合于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形式语义学理论，使类型转换理论在以自然语言语料为对象的研究中得到发展。其后又有柯尔克亚提出的性质论（PropertyTheory）成为对经典类型论删繁就简的突破，及其在著作中涉及到的对汉语名词的语义界定，这一系列形式语义学理论的发展都为作者对汉语形容词、名词及形名修饰结构语义规律的探索奠定了基础。作者继而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综述了她本人及合作者近年来循此方向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详细介绍了其中的演算方法并讨论了相关的理论问题。由香港城市大学潘海华所写的第十三章题为《汉语的话题、焦点和全称量化研究》，文中首先综述了海内外学者历年来围绕话题和焦点这两个句法语义领域中的重要课题所做的众多研究及所提出的不同分析，然后就其相关的一个方面–汉语里的全称量化问题综述了他本人及包括他学生在内的许多合作者在这一方向上所作的大量工作和贡献。由于汉语在界内一般被看做“话题优先（topic-prominent）语言”，汉语中关于话题的语义分析格外丰富，而其同焦点所交叉关联的语言现象则更具挑战性，引发了大量分类、定性研究及对相关条件的探索。潘海华在综述各家所论及的不同类型的话题和不同类型的焦点（特别是在通常所研究的信息焦点和对比焦点之外的话题焦点）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一种特殊的对比焦点，叫做“语义焦点”，并将其往往同焦点敏感算子或焦点副词相关联的“焦点关联现象”作为引入全称量化研究的过渡。他介绍了由Kamp（1981）和Heim（1982）为处理量化所提出的一个三分结构，包括算子（operator）、限定部分（restrictor）和核心部分（nuclearscope），并详细综述了近年来在这一类理论框架的指导和影响下，他本人及合作者对汉语中表示全称量化的“都”、“每”、“全”、“所有”、“各”等成分，结合对话题和语义焦点的深入理解所作的大量分析和研究。
“语义、语用篇”里的其后两章虽说都同语用相关，但性质和内容却完全不同。由香港理工大学蒋严撰写的第十四章《语用学的认知基础及其形式化研究》综述了形式语用学的学科概貌及最新发展，可以说同上面各章中讨论的句法、语义研究同属形式语言学派，且讨论的问题集中在语用学本身的范围之内。而由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陶红印所贡献的第十五章《基于语言运用的语法研究：历史、现状与趋势》，其内容则并不限于狭义的语用学研究，而是系统地综述一个同形式语言学共存并对立的功能语言学派：它的历史、理论基础、研究目标、方法途径及发展方向。这一章如果不是由于本书篇幅及文章内容的局限，其实不应该牵强地放入从语音音系到词法句法再到语义语用这样的大篇排列之中，而似乎应该单独列在一个叫做“功能语言学”的题目之下而成为与形式语言学并列的篇或章。但那样做的困难是又需要建立一个“形式语言学”的并列架构放在已经成为大篇的系列之上，所以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只好“委屈”了这一章的主题和内容而将其权且放在了语义语用的这一篇里。不过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章所提供的综述在整个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以及它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了从音系到词法、句法、语义、语用，是一篇同语言使用相关的综合性文章。将它放在核心语言学部分的结尾处倒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正好同以上几篇中属于形式语言学派的各章形成很好的对照与互补。
在蒋严所写的第十四章里，作者首先介绍了语用学的历史。它起源于由奥斯汀（JohnAustin）等所代表的“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哲学学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语言用法的研究，其后同形式语义学一起发展成理论语用学。蒋严指出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语言运用的逻辑推理机制，且此机制同人的语言之外的认知系统相关，因此研究者需在充分尊重认知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假设、论证的策略以构建合理的理论。之后他重点介绍了由格莱斯（PaulGrice）所代表的推理语用学（inferentialpragmatics）及由最初的格莱斯语用学所发展出的关联理论（relevancetheory）。后者将语用推理延至人的认知推理的一般规律，认为话语的意义单凭对其语言形式的解码无法明确获得，而需在认知语境中通过定识（assumption）所构成的语境效果来得以充盈和确定。作者进而通过对隐喻的分析来展示关联理论中诸如启发式的最新模式及如何利用所谓“临场概念（adhocconcept）”的构建来达到语用推理，最后又专门评述了语用研究中的“形式化”问题。他认为将语用推理仅仅定性为溯因（abduction）推理的思辨型模式是远远不够的。他转述了其本人在近年著作中所提倡的应用数学手段的新思路，即采用以贝叶斯定理（Bayes’theorem）为基础的概率模型对语用结构中的各种因素作有步骤的推算，并期待这种推算在汉语中获得成功。
如上所述，陶红印的第十五章是本书中唯一的对功能语言学的介绍和综述，其涵盖的学科概貌、发展及对理论要点和代表性著作的综述都可谓十分全面深入。作者指出，“基于语言运用的语法研究是对美国功能语言学各种流派的最新概括，该学派的根本出发点是从语言结构之外寻找解释语言形成的因素与结构规律，”并说早期的功能主义语言学侧重于揭示形式主义理论之不足，是在批判形式主义学派的过程中发展建立起来的，当然在理论上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一些上世纪20年代布拉格学派和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ichaelHalliday）的系统功能理论的传统。在全面综述了早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代表著作和诸如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nalysis）及“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理论”等相关学派之后，作者又从六个重要方面全方位地评述了学科的最新发展，其中包括从2003到2007年间功能和形式主义学派围绕语法和用法问题的理论论争，也包括了功能语言学在习语（熟语）研究方面、在主观化、认识论与立场态度的表达方面，在语体、语法及多媒体语言的研究方面，在语料库语言学方面，以及在跨语言的功能类型比较方面的所取得的众多成果，其中有不少是作者本人的研究与贡献。
本书最后五章综述的是属于核心语言学之外却与之长期交叉互动、相辅相成的几个相当成熟的相关学科，分编在两个大篇里，涵盖四个分支领域。其中第四篇题为“历史、社会篇”，包括关于历史语言学的一章和关于社会语言学的两章；第五篇题为“认知、计算篇”，包括关于心理及神经语言学的一章和关于电脑语言学的一章。
第四篇里的首章–第十六章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孙朝奋撰写，题为《语法化理论概述》，主要介绍作为历史语言学领域中重要理论的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理论。作者指出，“语法化”一词最早在上世纪初由法国语言学家Meillet开始使用，后来在美国语言学家CharlesLi、德国语言学家Lehmann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发展，目前用来指一种由语言的词汇成分演变成语法成分的过程。他引述了HopperandTraugott（2003）这一历史语言学的近期代表著作中给语法化下的定义：“某些词汇项或构式在特定的语境中表示语法功能，当这种功能一旦语法化了，将继续发展出新的语法功能，”并说这种变化涉及到语言的诸多方面，如语音、语用语义、词汇项或构式、形态句法和功能类别等。他进而综述了一些有关著作中所谈到的语法化的常见动因和变化机制，包括重新分析（reanalysis）、扩大/类推（extension/analogy）、假借（borrowing）、重复的频率，以及语用推理、转喻和主观化等。他特别讨论了语法化同词序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以他本人研究中所分析的汉语“把字句”的历史演变为例，论述了“把”字由一个普通动词在同汉语信息结构的相互作用下逐渐被语法化的过程。最后他还用汉语动补结构中的实例讨论了语法化同词汇化的不同，并从语言类型学和构式语法的角度对讨论的问题作了总结。
评述社会语言学的第十七和十八两章分别介绍了这一学科的两个互补的分支领域，也是两位作者各自的研究方向和专长所在。其中由美国马里兰大学周明朗所写的《宏观社会语言学》系统介绍了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阔，可称为语言学和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教育学等的界面研究。作者从学科自上世纪60年代的兴起出发，概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如何对宏观社会语言学提出挑战，以及这一新兴学科如何在迎击挑战中得以长足进展。作者分四个小节论及这些进展的四个主要方面。一是语言与（多）民族国家的关系，作者沿着殖民主义时代、后殖民主义时代、后冷战时代的时间线索，综述了不同研究者对世界各大洲、各地区所出现的各种典型个案的分析，其中尤其指出了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从苏联式的多语多民族国家建设模式转换到一语为主多语为辅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建设模式。第二和第三方面是语言与族群（ethnicity）的关系和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前者重点研究人们借助语言对自己族群的识别及他人对语言使用者族群的识别，后者则从国家和个人的两个层面来研究经济力量的强弱如何影响强势与弱势语言的等级关系和国家的语言政策，以及语言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模式和语言使用如何影响到族群的经济收入和地位。第四方面论及语言生态问题，即由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语言使用的转移，进而导致少数族群的语言因受到某些语言政策的影响而走向濒危。他介绍了宏观社会语言学家所提出的语言人权理念，指出确保语言人权是保护语言生态的关键，并介绍了包括他本人研究在内的保护语言生态的各种理论和模式。同周明朗的研究相反，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张青所写的《变异社会语言学》则展示了一个完全微观的层面，文中介绍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一系列研究者历年所做的贡献。她首先回顾了以拉波夫（Labov）上世纪60年代率先研究的美国马萨葡萄园岛居民英语元音央化的社会动因和随后所做的纽约市民英语的社会分层调查为代表的学科经典，强调这两项调查揭示出语言的变异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一种有序的差异性（orderlyheterogeneity），并与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因而为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从理论和方法上奠定了基础。作者进而在第二、第三两个小节里综述了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方面的近期发展，包括将量化研究和人种学（ethnography）研究方法相结合而产生的参与者观察法，从人类学引进的社会网络模式和语言市场概念，以及试图将被调查人的社会实践收入考察范围的“实践社团”理论。作者本人曾以语言市场为框架分析了当代中国北京的社会语言变异，并提出超地域的（super-local）“跨国华语语言市场（Transnational ChineseLinguistic Market）”的概念，以评估诸如台湾国语、新加坡国语等“非大陆标准语”的华语变体在社会语言交流中的市场价值和地位。方法上的突破还表现于话语风格变异（stylisticvariation）研究，其中“听众设计”理论和以采用多种类型符号资源（semioticresources）来构建风格特征的多层面研究等体现了当代的变异语言学从相对静止的社会意义走向更广泛的社会实践与进程的创新之意，即界内学者所称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第三次浪潮”。
本书最后两章属于题为“认知、计算篇”的第五篇，分别综述语言学同心理、认知、神经（psycho-，cognitive，neuro-）学科和同计算机（computational）学科的交叉研究。其中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李平同他的合作者舒华、刘友谊合写的第十九章《语言与大脑：语言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交汇点》可称既涵盖了传统的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的核心领域，又从当今认知科学的总体高度将各个学科的发展综合到了一起。作者称这个汇聚语言学、认知学和神经科学而产生的新学科为“认知神经语言学”，其研究目标是人的语言行为的认知和神经机制，方法是在对语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假设，然后通过计算机模拟及脑成像等先进技术来支持或否认这些假设，以达到对人的语言行为在认知和神经层面上的解释。作者在文中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学科领域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及他们本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前三个部分涵盖了传统的心理语言学的两大研究方向，即人类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acquisitionmechanism）和人对语言的理解亦称为“语言加工（languageprocessing）”，第四部分则聚焦于神经语言学。在习得方面，作者采用一个叫做DevLex的自组织神经网络框架（self-organizingmaps）模型对汉语儿童早期词汇发展作了多项研究，并构建了DevLex的双语模型以考察二语习得者心理词典的组织和发展。在语言加工方面，作者介绍了自80年代以来不同研究者所提倡的不同理论、模式和技术，并综述了他们用汉语四字成语和量词短语所分别进行的脑电测试。他们还进一步将习得同加工结合起来，考察了北京小学生学习和加工汉字的过程。在神经语言学的进展上，作者综述了他们所做的“功能共振成像（fMRI）”实验，其结果表明汉语名词和动词在左脑和右脑激活了大面积重叠的脑区，以此挑战了以往以英语为基础所得到的名动词分离模式。他们指出，认知神经科学发展到今天已从最初的功能定位走向了脑区之间的协调作用，因此考察不同语言信息对不同脑区的激活方式及竞争关系尤为重要。
由香港城市大学揭春雨所贡献的第二十章《计算语言学：若干最新进展》实际上是一个由作者在一系列研究项目里的协作者所参与撰写的小型文稿集。整章除引言之外分作六个小节，分别介绍领域里最具代表性的六个研究方向，包括自动分词、自动句法分析、依存句法分析、机器翻译、情感分析和术语自动识别。由赵海主笔的“自动分词”一节首先指出了汉语这一无词汇边界、无分隔符号的语言在处理分词时的困难，进而指出域内现已由以往基于词表进行字符串匹配的分词方法发展至“字标注”的机器学习模式。由陈晓主笔的“自动句法分析”一节和由赵海、任晓娜合写的“依存句法分析”一节较为详细地概述了近年来海内外众多研究者在作为计算语言学核心领域的句法分析方面所提出的各种模型和由此推动的分析技术的发展。由宋彦主笔的“机器翻译”一节在四个小标题之下概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全貌并突出介绍了由他和其他研究者同揭春雨协作的多项研究在其中的贡献。他回顾了机器翻译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朴素的词典翻译开始，经由基于规则、基于实例，进而发展到基于统计方法的进程，并介绍了统计机器翻译（statisticalMT）的概况、基于短语和基于句法的模型、对数线形模型和解码，以及机器翻译的评测与应用。其中关于评测的部分又由黄德铭协同撰写，作者指出，目前最强劲的翻译系统所产生的译文也仍难尽人意，所以机器翻译的产业化尚属遥遥无期，应以辅助翻译作为应用的主要目标。由徐睿峰主笔的“情感分析”一节介绍说，这一研究方向集中于分析主观性文本中包含的意见/倾向性、情感、情绪和态度，是实现真正的人工智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刘晓月主笔的最后一节“自动术语识别（automatictermrecognition）”介绍了这一研究方向的目标及广泛应用价值，指出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术语候选（termcandidate）的单元性（unithood）和术语性（termhood）。作者介绍了她和揭春雨合作开发的基于语料库比较的统计方法，效果显著。
通过以上对本书五篇二十章内容的简略介绍，可以明显看出本书的三大特点。一是其结构的系统性，二是其内容的广度和高度，三是评述者在所评述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编者，我们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对语言学知识理论全面的再学习，从同行同事们所贡献的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前沿信息和瞩目成果中汲取到了丰厚的营养并受到无比的鼓舞和激励。我们谨此向各位撰稿的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这本书从2009年动工到现在已有两年多之久，其间各位作者积极配合，在百忙的教学和科研日程中竭尽全力、日夜兼程地贡献出了最宝贵的时间和最精髓的论著，而我们后期编辑工作的缓慢在预期的日程上造成了严重的延误，令我们十分歉疚与惭愧。在此也要对各位作者及期待本书的读者，以及对丛书主编及出版方的宽厚谅解和耐心等待表示最诚挚的感激之情。在本书初期约稿的过程中，在我们所联系到却未能得暇帮我们供稿的同行、朋友中，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精神上的支持，有的还帮我们推荐了其他可以供稿的同行并提了很好的建议，这其中包括（依本书篇章所循之学科顺序）端木三、张洪明、蒋平、徐丹、陈平、吴东英等，在此一道致谢。最后需要感谢的是北京大学的陆俭明教授。我们曾向他提出帮助写序的要求，他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其计划没有得以实现也是因为我们日程的延误和拖欠，所以在感谢陆先生的同时也顺致我们深深的歉意和遗憾。
语言学的学科发展目前正属方兴未艾，我们希望本书读者能从这五篇二十章简而又简、概而又概的述评中窥见到一些学科的动态，感受到一些学科进展的气息，并加入到我们的领域里来，同我们一起迎接新的挑战。我们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很多教授都说语言学是二十一世纪的科学，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努力探索的大好时机。我们尤其希望境内的年轻学者和研究生们成为这门学科里的生力军。这里请允许我们引用本书第九章作者李亚非的一段结束语同大家共勉：“只要在研究中扎扎实实、不卑不亢，既不盲目轻信也不浮躁轻率，那么中国的语言学者肯定会对国际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远远超过以往的重大贡献。”
王志洁、陈东东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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