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历了多种社会形态发展到今天，翻译活动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封建社会，宗教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以《圣经》翻译、佛教典籍翻译是翻译活动的主要内容。尽管翻译手段来自翻译实践，来自对某一文本的具体处理方法，但它仍旧与当下的社会状况、政治气候、翻译目的密不可分，宗教翻译手段的选择必须服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操控。中国近代初始的翻译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促进洋务运动的兴盛，后期以严复为代表，其目的是让士大夫阶层接受西方学理，因此，翻译内容以科技和介绍新思想为主，西学翻译以编译为主；五四前后的翻译目的是试图颠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翻译手段以直译为主，它在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当代的翻译目的却是多元的，各行各业、各个团体、个人抱着不同的实用目的，所以其翻译手段也是各种各样的。纵观翻译的历史长河，我们不难发现，翻译手段的出现与当下的社会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一个翻译手段没有规定性，只有它自身的永恒性，只能受制于某一社会状况和实践内容，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目的性。因此，不要人为地、硬性地构拟一个时代的翻译标准、翻译原则。严复的“信达雅”看似一个颠扑不破的“典律”，我们也为此争论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但是，严复根本没有按照他的原则行事，他把第一条抛到九霄之壤，把文章译得艰深难懂，符合了士大夫们醉心的“达”和“雅”，对原文随意取舍，类似改作。而我们一旦回归它的社会性，其根源非常明显，严复的翻译实践受到社会驱动、受意识形态驱动、受翻译目的驱动，严复翻译作品的阅读对象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左右着中国的时局，满腹经纶，如果不用他们惯用的文体、不用经学思想阐释，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为此，他抛却原文的百分百的真实和完整性，但是他顺应了历史潮流，迎合了士大夫和文化人的胃口，因而获得了中国翻译史上罕见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自身也收获颇丰，实现了传统文人“借立言求不朽”的目的。如果严复果真坚守了“信”，那么他的反响倒是要大打折扣。所以翻译标准也好，翻译手段也好，只有当它与当下社会文化相适应、相匹配时，才能显示它的有效性。而这一可能性是很少在微观层面体现的，即翻译标准对翻译实践可能具有意义，但是对社会产生的效果很难立竿见影地反映出来，我们只能通过对某一时期社会状况——翻译状况、翻译效果的考察，来回溯、描述、总结其中使用的翻译手段。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