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年变法丛稿：鲁国尧语言学文集》为鲁国尧先生所撰论文的精选集。较为鲜明地代表了作者浸淫语言文字学数十年的成就与感想。其中文章大概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二是论述其他语言学人的评介文章；三是为其他语言学著作所作的序言类文章；四是作者极富个性的“札记体”文章。无论是发言还是序言、评介或是札记，都可窥见作者的文采，感受到作者深厚的语言学功力，对当今语言学人来讲，《衰年变法丛稿：鲁国尧语言学文集》不可不读。
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一一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
一
凡研究必有方法，而且方法往往多种多样。汉语史作为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成熟的学科，当然也有其研究方法，方法也必然多种多样，笔者以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特别声明，笔者并无摒弃其他方法之意，任何方法只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行之有效，都是可取的。
先谈“历史文献考证法”。
不仅是研究汉语史，凡是做有关中国的各种学科的历时研究，几乎都要使用“历史文献考证法”，而且无不取得显著成效，这说明“历史文献考证法”是锋利的武器。为什么？当代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说：“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上有很特殊的地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像我们中国这样长，由古至今五千年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曾经是中心，那些地方的国家却是有古无今。
唯有黄河和长江流域孕育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没有中断过。所以讲历史，只有我们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就不行，历史课一年就可以讲得很充分，而且再讲就讲到欧洲去了。”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唯一”，我们的先人特别重视文化的记录，所以三千多年来历史文献延绵不绝，异常丰富，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在世界所有古代语言中，梵语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语，远远超过希腊语和拉丁语。”我国历代学者十分懂得充分利用这笔宝贵的遗产，撰写了大量鸿文巨制，考证大家无代无之，最近即200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收缪荃孙、孙诒让、章炳麟、王国维等160多家的考证文章，都350万字。可见在中国学术界，考证法也是延绵不绝的。“历史文献考证法”是我们的传统，考证就是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千百年来的考证成果其作用都使我们趋向真理，逼近真理。
我们中国学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传世文献汗牛充栋，而且地不爱宝，出土文献大量涌现，最近轰动国际学术界的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湘西里耶古城的二万枚秦简等等出土古文献也同样是我们研究古代汉语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本文所提出的“历史文献”涵盖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二者，这是必须明确的。在论述汉语史的研究方法的时候，我们中国研究汉语史的学人应该扬己之长，理直气壮地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列入，而且置于首位。要研究汉语几千年的历史，如此辉煌、如此丰富的文献，如果我们不高度重视、不充分利用，就难免遭“数典忘祖”之讥。
汉语史，其最简洁的定义就是，研究汉语历史的学科，因此汉语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状况都应该是研究对象，不只是史前时期、原始时期的状况，也不只是为了“重建”原始形式，诚然这些是重要的，但它也只是汉语史研究的部分内容，或者说，内容之一。粗略地说，历时研究应该包括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对任何时代语言状态的研究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平等的重视，语言史家不应有所轩轾。而且,汉语史(包括其各个分支学科）上任何一个时段的研究都不能称作整个汉语史（包括其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
而研究有文字记录以来的汉语史，无论是什么时期的，当然要首先利用我们中国特多的传世文献和源源而出的出土文献。即令是研究语言的史前史，也不能不依赖古代文献特别是上古文献的支撑。文献，只要不是伪书，给汉语史提供的史料都是确凿的，可信的。比如《颜氏家训》，这是一本比较文化学的专著，历代学者公认它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它对中国南北朝后期语言、方言的地域特点和社会使用状况的记述，其诚信度是非常高的。《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颜氏家训》的这段话，引用率很高，“南人”、“北人”的“谬失轻微者”数语尤其受到重视，研究者如过江之鲫，这就是文献的“启示”力量。至于“南方”“其辞多鄙俗”，“北方”“其辞多古语”，似乎还没有人就此作出充分的阐述，可能因为中古汉语的词汇研究尚未深入到地域差异层面的缘故，其实这是高难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四句是颜之推对南北朝时期语言情状论述的“重中之重”，南语、北语竟然到了“皆有深弊”的严重地步！至于“谬失轻微者”，那更是“两失甚多”！
可见两百多年的战乱和分裂使得三世纪的汉语通语到了六世纪分裂为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朝通语和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通语。南朝通语和北朝通语的“深弊”为何？颜之推只肯用“不可具论”四字了之，令人深为遗憾；他虽然也讲了“深弊”之源，可是只有八字“南染吴越，北杂夷虏。”惜哉语焉不详。因此笔者认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四句，这就是颜之推留给我们后人的千古之谜，道道地地的千古之谜！我命名为“颜之推谜题”。既然历史上有此谜题，我们后人就应该殚精竭虑，以破解这对汉语史和方言史都极有意义的谜题，犹如众多数学家破解历代的数学谜题和数学猜想一样。在推进学术发展的过程中，大哉历史文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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