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家庭都经历了从地点到空间的归属感的增加。他们起初的生活和经历非常地方化，但是后来逐渐发展出对更大的共同体——国家的归属感。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和传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安德森（Anderson，1983）提到的，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可能彼此都见过面，但是他们通过媒介共享了归属感。毕利希认为媒介通过“飘摇的国旗”（flagging）等象征（Billig，1995，p．8）提醒着人们的国籍、人们的记忆社区和他们的国家。最初日报发挥着这种作用，然后是国家广播公司。
对这三个家庭来说，国家建立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国家性媒体的建立时间也是如此。芬兰的国家广播公司——公众广播（Yleisradio）是1926年建立的。最初的广播节目是在保卫家园广播电台（Home Guard Radio Station）传输的，后来是从军队信号营广播电台传送的。这两个电台都在赫尔辛基。
以色列最早的广播电台在建国后安装在总理办公室里，目的是为政府工作服务。一直到1965年，以色列的广播公司才变成了一个公共机构。电视进入以色列的时间也较其他国家晚，这主要是因为宗教的反对。以色列政府建立电视台的原意是与占领区的阿拉伯人民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因为自从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后（叙利亚、埃及、约旦、以色列之间的六日战争），占领区的阿拉伯人民就只收看过阿拉伯国家的电视节目。
中国共产党在1940年12月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广播站，开始从离延安19公里的一个寺庙里发射信号，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革命基地。这个广播站是当时全面反对国民政府策略的一部分。它的广播节目的目标群体主要是当时国统区的普通民众，他们主要传播关于解放区的新闻与评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Chang，1989，p．185；Lull，1991，pp．19—20）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开始，先后接管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49个广播电台，并且新建了17个。然而，当时全国只有100万台收音机，主要集中在工业区及大城市。为了加强在农村地区的电台广播（radio broadcasting），在农村地区广泛安装了适用于集体收听的扬声器。（Chang，1989，p．34）
我们研究的三个家庭在1917到1949年间都开始居住在国家中。这些新的政治空间，至少部分是由国家媒体构建并维持的。新的政治空间逐渐影响了他们的地点观，并进而延伸到他们对国家空间的认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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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唐宁，南伊利诺大学全球媒介研究中心
本书解决了过去全球化的讨论中对媒介的忽略，是一本不可少的、非常原创的书。
——詹姆斯·勒尔，圣何塞州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