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迈克尔·H.亨特曾说：“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所谓国家使命感，对‘东方人’的成见，以及对一种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道路的献身精神结合在一起，对于构成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确实如此，综观中美交往200多年的历史，上帝选择的“使命观”和实用主义一直在美国对华关系中有着重要影响，差别只在于不同历史时期，有时更倾向于前者，有时则更侧重于后者。
（一）18世纪80年代至二战结束前
从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中国到1844年中美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签定，中美两国开始正式外交关系，再到20世纪40年代成为“特殊的朋友”。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精英阶层通过第二手资料如欧洲启蒙观察家的一些视野以及后来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判定而形成的中国观，对美国对华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不少传教士眼里，中国是未开化的贫穷落后国家，是一个“道德的荒野”，人民愚昧无知，腐化堕落，不接受自由贸易，对外国人怀有疑虑与敌意，信奉异教仪式。②因此，作为肩负“天定命运”的“上帝选民”，美国明言，“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兴趣的出发点，主要在于贸易和理想主义。”①即希望通过与中国接触，把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带给中国人，使中国变为信奉基督教的现代民主国家并追随美国的领导。同时，也希望通过与中国的不平等贸易，赚取超额利润，为自身发展拓展市场空间。很多时候，美国人认为，改革文化、赚取利润和拯救灵魂是并行不悖的目标。②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国家机器的支持下，美国商人大力占领中国市场，希望中国成为其商品的倾销地和资本的输入国；传教士则大力宣扬其宗教，目的是使中国人皈依他们的宗教，进而同化中国人的文化理念。但是，“中国人本质是不信宗教的，他们对基督教会的劝人人教相当冷淡”，而且，由于当时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极低和自然经济的自我保护性，中国也没有成为美国商人原来想象的繁荣市场。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蒋介石的掌权和国民政府的建立使美国政府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以为可以解决其对华政策上的挫败。此后，基于这两点考虑，美国政府给予了蒋介石巨大的支持，希望中国能够朝它想象的方向发展。在蒋掌权时期，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持续上升。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严重威胁了美国的价值观和在华利益，美国给予了中国更大的支持，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更是成为了战时的“特殊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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