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义，男，陕西人。2011年6月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曾在国内多家媒体从事记者工作。研究兴趣集中在新闻社会学与政治传播。2010年以来，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复旦政治学评论》、《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南方传媒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十多篇论文。

　　过去30多年，中国新闻业发生的变化成为一个引入关注的学术话题。以往对中国新闻改革的研究偏向于从组织与结构的角度来描述1978年后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对新闻组织与新闻从业者作为“行动者”的能动性重视不够。
　　《新闻传播学新锐丛书·以新闻为业：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研究》则是从“行动者”的角度出发，关注中国新闻记者在转型社会的时代意义，着重从调查记者言说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中国新闻业的转型。之所以选择调查记者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所讨论和关注的议题就其公共性质而言，远远高过其他新闻类型，能够彰显出《新闻传播学新锐丛书·以新闻为业：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研究》所要探索的主题。全书以职业意识为核心概念，从调查记者所阐述的媒介功能、职业角色与自我认同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第一节 记者职业意识的觉醒
　　2000年1月，汇聚了《中国青年报》从1978年至1998年20年间优秀新闻作品的《本报今日出击》正式出版。在书中一篇名为《风云际会》的代序中，作为该书主编之一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1999：5）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采访中心副主任叶研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跃刚，你的序一定要写当今这一代记者职业意识的觉醒。’‘觉醒’指的是什么？我理解，就是记者要有起码的职业尊严，不能重蹈荒诞年代里假大空、人云亦云、指鹿为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覆辙，不能再让我们的后代指着我们的后脊梁骨骂娘，然后施舍给我们一点理解和一点令人悲哀的怜悯；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作出写什么不写什么的选择。不管我们努力的程度怎样，只要我们能挺着腰板说‘我们努力过’，足矣。”
　　时光流转到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这段话可能并不觉得其中有何深意。引文中所谓的“觉醒”只不过是记者尽到自己的本分而已，似无值得夸耀之处。但是，如果将记者职业置放到1949年后的社会情境下，这种“职业意识的觉醒”就体现出它的价值和意义了。
　　1949年后，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根据学者的研究，在1978年之前，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完全建立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张健，2000）。①社会各界均要服膺于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宣传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新闻业在建构这种合法性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然而，新闻业在建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本身也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建构。这一点对应到新闻工作者的心智结构中，就是发自内心的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可，对于新闻事业作为“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无比自豪，以及对于自己作为党的宣传工作者的骄傲（吴靖、云国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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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转型社会的新闻业
二、调查性报道在中国
三、中国记者研究的三种路径
四、作为方法的生命史研究

第一章 职业记者的回归
第一节 记者职业意识的觉醒
第二节 新闻业：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专业
第三节 记者与新闻专业主义
第四节 记者职业意识的内涵

第二章 社会的喉舌：有限的公共表达
第一节 变化中的国家一新闻业关系
第二节 作为喉舌的中国新闻业
第三节 以公共之名发言

第三章 倡导与中立：调查记者职业角色的分野
第一节 记者的职业角色模式
第二节 中国式的倡导新闻业
第三节 新闻客观性的兴起与困境

第四章 从知识分子到新闻民工
第一节 当自我认同成为问题
第二节 自我认同之一：知识分子
第三节 自我认同之二：新闻民工

结语
一、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及其塑造
二、职业意识的世代差异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