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能不能跟我们来聊聊你跟任老师之间让你很难忘的故事？
杨增民：当时我们的生活水平在西北那块儿，大家可能都知道，各方面都很落后，很不发达。但是那个秋天，我记得当时省里边的秦腔剧团在我们省是非常有名的，平时只能在广播里听他们的戏，而且广播也很少，那个时候它突然间宣布要来我们这个村演出。当时我记得村里人人都非常兴奋，能看到他们的现场演出，觉得非常不容易。我也非常想看，但是我看不起，就是说根本没条件看，我为这张门票非常发愁。这个门票是十块钱，十块钱以我们当时的收入水平来讲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我记得当年交学费的时候，就是十来块钱的学费，好像我一直拖了半学期最后才交上了。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两个小伙伴就说我这儿可以弄到票，你看吗？我说看啊，挺好的。原来省剧团拉道具的车，车在路边倾斜了，票给撒出来了。小伙伴顺便给我塞了几张票，我很高兴，好不容易能看这个戏了。这样我第二天晚上就去了。去了把票交给现场售票人员以后，就把我们堵住了。一看上面没有章，是无效的票，然后人家就把我所在学校、所在班级、姓名这些全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后让我暂且回去了。反正这天晚上，我这心里非常恐慌，我知道这事情可能比较严重了。这时候我在非常无助的情况下，我突然想起我的班主任任老师。第二天我很早就去了学校，当时我们七点有一个早读，我六点多就跑去了，黑糊糊的。
主持人：把这件事情跟任老师说了之后，他当时是怎么跟你讲的？
杨增民：任老师首先肯定了我把这件事情及时告诉他，说能承认错误就是好孩子，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其次，他告诉我做人一定要诚实，千万不要抱有那种不劳而获的思想，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最后任老师说，现在这个事情到这儿，你心里不要有什么包袱，不要有什么压力，继续好好上课。
主持人：后来呢？
杨增民：我记得上第二节课的时候，现在我还想得起来那节课是杨朔先生的《香山红叶》这一课。老师正在上课的时候，外边就来了两个警察。当时我在教室，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到这儿了，非常无地自容，非常紧张和不安。警察来了以后，老师就出去了，跟警察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警察就走了。我觉得那一刻老师挽救了我，对我来说，如果作为一个小孩背上坏名的话，真没法成长了。
主持人：那两个警察是冲着你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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