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性重审之后的中国发展模式建构
真正将一种纯粹的理论叙事还原为描述中国人的生存体验的发展智慧,这一旨归是理论有效性的检验标准。经过对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现代性本性的一番“逼近”,至少对于我们建构中国发展模式可以作出如下的基本判断。
首先,现代性是多元模式的,中国发展模式理应是世界现代性“家族相似”中的一员。以色列著名的现代性问题专家s.N.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出一种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出了多种文明的模式,产生出了多种社会和文明发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趋向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发展。此外,超出了现代性最初前提的意义深远的变化,也一直在西方社会中发生。”在他看来,即使在经济发展方面相似的社会,如主要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欧洲社会、美国和日本也“突出了现代社会极为丰富的多样性”。②客观地讲,发展模式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函数,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总和。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就中国而言,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层面上本身就呈现出与世界发展模式不同的特性。特别是利用“后发”的独特优势,不断地试验、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这就能使中国避免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发展困境。中国模式一北京共识的相对成功,对世界一些学者鼓噪的“历史终结论”、现代化道路只有西方政治制度的说法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同时也在现代性的多元模式中成为了一种颇具魅力的发展模式。
其次,现代性是以资本逻辑为基本建制的,中国发展模式应该在发展社会主义资本的同时有着一种超越资本逻辑的意识,对资本逻辑的限度保持高度的警醒。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曾经感慨:“明治时代的日本人还受到过从前一时代继承下来的儒教、佛教的伦理的强烈影响,但到了战后,这种影响就逐渐地消失了。近代日本人在道德上还保存了儒教、佛教的遗产,现在已经把这种遗产吃光了。”“我觉得伦理慢慢地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赚钱了。”①在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建设中,资本逻辑在所难免。资本逻辑导致了许多问题:生产粗放,只顾速度、数量,不顾质量、效益、环境、能源与资源浪费;盲目追求生活水准的提高;在发展短视症的情况下,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脱节;政治体制滞后、官员腐败、资源配置劣化与经济发展背离、环境污染严重、社会分配不公等等。但是,与西方社会寻求现代性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模式一开始就将市场经济置于社会主义之内,是用社会主义来“化”资本逻辑的方法,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强调平等、公平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防止西方模式导致的道德败坏和两极分化。要超越对内掠夺资源、对外扩张的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式,并超越市场化的消极影响,解决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东西部关系问题、环境问题、城乡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问题、效率与公平问题,就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新概念,而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和发展,是应对国内国际新形势、新挑战的必然选择,是对国际国内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西方现代性模式的超越,是对西方现代性病症的一种矫正——尽管其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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