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加汇率弹性。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率变动引起的资金流出、流入可以通过汇率的变化加以调节，因而，中央银行可以独立实施利率政策，根据通胀及产出的变化来调整短期利率。但是在固定的汇率制度下，一国中央银行无法单独决定其利率水平，因为利率的升降将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入或流出，为了维持固定的汇率，货币当局不得不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利率的被动变化，无法达成泰勒规则下的目标利率。我国自2005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至今天，已累积升值30%以上，汇率水平有升有降，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及灵活性得到相当程度的增强，但是目前我国的汇率仍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波动区间仍在中央银行控制之下，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仍有待提高。中央银行应逐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的范围，直至过渡到对汇率中间价格的控制，并扩大外汇交易机构，增加外汇交易量，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具有市场性，进一步提高汇率弹性。
（3）货币政策逐渐转为“中性”。
1996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在政策实践中虽然遵循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数量规则，但实质上奉行的是相机抉择型操作，即逆经济风向而行，刺激及平抑经济波动的意图较为明确，表现在政策实施中即成为我国货币政策“扩张”与“从紧”的相互交替，但是这样的政策往往会引起经济更大的震荡。我国的经济运行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一管就死，一放就热”的现象，为了在短期内治理通胀或者刺激经济，往往采取的政策过于严厉或宽松。在我国货币政策的定位上应逐渐淡化其“积极”的作用，突出“中性”政策的理念，即，力求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既不起促进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中性货币政策出现政策失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此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的不良影响较小。此外，我国由于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国际贸易的长期巨额顺差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逐渐市场化，累积了较大的升值压力，引起国际热钱的大量流人，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及“热钱”导致的资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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