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兰迪斯之后威廉·道格拉斯在1937年9月到1939年4月期间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上任不久即于1937年10月表示：“在乔（指约瑟夫·肯尼迪——引者注）的领导下，罗斯福总统通过立法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在吉姆（指詹姆斯·兰迪斯——引者注）的领导下，我们知道了如何去处理各种事情。现在我们要勇往直前地将它们付诸实践。”道格拉斯主席的这一政策告白体现了道格拉斯个性张扬和言辞激烈的个人风格，但他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不务实的人。
塞利格曼指出，道格拉斯主席与其前任肯尼迪、兰迪斯相比只是“策略的不同，而不是思想的不同”。从总体上看，在对待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角色问题上，道格拉斯比兰迪斯的观点有着更大的对抗性。他在出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一职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便强调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承担这样一种角色，我把它称之为“投资者顾问”，你们有经纪人顾问；你们有交易所顾问；你们有投资银行顾问；而我们则是投资者顾问。
对纽约证券交易所，道格拉斯采取了与其前任不同的策略——分而治之。1937年秋季，证券市场衰退，证券交易委员会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抗性增强。纽约证券交易所内部矛盾此时也加剧了。其中一派即经纪商集团主动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示好，表示乐意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以实现对证券交易所的改革。就在这个时候，理查德·惠特尼挪用公款事件的曝光又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推进改革议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对抗性较量中，道格拉斯主席揪住金融界的这些问题不放，辅之以分而治之——借重证券交易所中的经纪人集团的力量对付当权派的策略，从而获得了主动权，保证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交易所管理进程的实质性推进。这是道格拉斯任内最大的成就。
杰罗姆·弗兰克是“新政”时期的最后一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承继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务实的政策思路。正是在这位博学多才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领导下，《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的实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1929年股市危机出现后，不少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开始尝到了20世纪20年代公司高层进行过度资本投机的苦果。如债务型融资结构的存在使得对优先股红利的支付成为公司难以背负的巨大负担，导致公司财务难以自立。利用这些公司提交资产项目清算计划和上市融资的机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对他们在股市繁荣时期发展起来的投机性资本结构进行纠正，压缩了公用事业控股公司高层的决策弹性空间。在弗兰克等人的积极努力下，证券交易委员会逐步把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财务问题的监管落实下去。
为防止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在证券发行中协议承销造成的发行公司与投资银行联手对证券市场可能产生的隐患，弗兰克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41年颁布了U-50法规，它要求公用事业公司证券承销必须采取竞标方式。此外，弗兰克时期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促使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进行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不俗业绩。该委员会支持了三十多个诉讼案件，从而最终促成电力行业完成了结构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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