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研究着眼于对比较双方认识上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探究和评析,并最终求得融通。在比较中,我们应具体地分析各种诗学理论各自的特色、它们的异同、历史、现状,以及它们的优劣长短之处,即通过对比深入地鉴别和区分出各种诗学理论和诗学体系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和理论价值。西方哲学、美学、诗学的最高典范正是在康德身上,即在道德形而上学维度上;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诗学的最高典范,正是在“心性”境界中。两者虽有不同的来源,但共处于“道德伦理”的层面上,因而具有极大的可比性和交汇性。这使中西文化形态双方借助不同的思维方式能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收到实质性的成果。
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地缘关系的相异以及民族心态与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是迥然不同、大异其趣的,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诗学个性。在一定意义上,研究中西诗学源头体系的本质过程,可以展现彼此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以及所属民族的崇高智慧,进而可以显示人类精神的伟大,开拓人类的心灵空间,培育整个人类的文化品性。《国语·郑语》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可以说这也是诗学发展的规律,取“和”而去“同”是未来诗学的方向,整合中西才有新质的生成,才有诗学理论的新发展。正如人的大脑的功能各部的左半脑与右半脑必须互补方能共生,而成为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生命本体,中西诗学有必要根据自身的需要,在寻求尽可能迅速摆脱困境之方式的同时,有选择地从对方的文化系统中汲取营养或可资利用的成分,进而与自己文化中的相关部分加以重新熔铸,组成自己的文化特质,从而双方求得和谐共存,进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与丰富。这是中西诗学共同奋斗的目标,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责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