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来源集刊：跨文化对话（31辑）》讲述了我们从五十多位学者的发言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五位学者的发言。其中，鲁枢元教授是我国最早从事生态批评研究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的发言表现了他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王治河与樊美筠教授则旅居海外，长期从事建设性后现代研究，推动中美在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方面的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发言深刻阐述了第二次启蒙的要义、怀特海过程哲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祁志祥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成绩卓著，他的发言主要论述了庄子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审美智慧。王卓斐博士目前正在德国进行博士后研究，她的发言主要介绍了德国当代美学家伯姆的“生态自然美学观”，对于我们具有重要启示。总之这些发言各有特色，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并对生态美学的未来发展有所助希。

　　（一）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
　　所谓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就是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出发，将自然看作征服、宰制和剥削的对象。早在启蒙运动伊始，它的奠基者就高扬这样一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坚信“知识就是权力”的培根就曾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因此之故，“人对自然的统治”，按照《自然之死》作者的说法，是“培根工程的一个内在要素”⑩。作为大法官，培根直接参与了对所谓“女巫”的迫害，作为“现代科学之父”，培根毕生致力于推动人对自然的控制。不仅他所谓的“新哲学”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统治之上的，而且他的“新伦理学”也是“支持对自然的剥削的”⑩。自然在他眼里是一个“被拷问”、“被命令”的对象，她所拥有的只是“服从”的权利⑥。
　　这种“对自然的蔑视态度”⑩贯穿在许多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意识中。笛卡儿就曾强调人要做“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⑩。从他的二元论出发，他视动物为机器，认为动物的整个身体是没有感觉的。因此有“把可怜的动物钉在板子上对它们进行活体解剖以观察血液的循环”的残酷行径④。笛卡儿曾提到他本人所做的一个“惊人的试验”，他把“一条活狗的心脏尖的那一端切掉”，然后把自己的手指插进去以便感受狗的心脏的收缩。
　　相应地，正如德里达揭示的那样，那些不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听话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等“非人类生命”被视作“流氓”④。从这样一种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帝国主义态度出发，“土地”变成了完全是为了“定居和占有的；土壤是为了耕种，森林是为了木材，河流是为了旅行、为了田园灌溉，为了发电，狼、熊和蛇等这样的动物的存在就是为了被猎杀；海狸、鹿、兔子、鸽子这样的动物则是为了提供毛皮或者食物，生活在溪水河流和海洋里的各种鱼类，是为了人类的捕捞”③。一言以蔽之，“自然成为人类欲予欲求的”能量提供者，成为现代技术和工业的“唯一巨大的加油站和能源”④。
　　在这样一种强势的帝国主义态度的主宰下，即使连最应该与自然亲近的审美活动也变得充斥着暴力倾向。例如“自然美的崇高”就被我们的现代美学家理解成是“由于人类社会实践将它们历史地征服之后，对观赏〔静观〕来说成为唤起激情的对象。所以实质上不是自然对象本身，也不是人的主观心灵，而是社会实践的力量和成果展现出崇高”⑤。中国“大跃进”年代那首脍炙人口的民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勒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种霸气活脱脱地被勾勒了出来。
　　正是这种对自然的大不敬，对自然的蔑视态度，导致了对自然美的打压，从而也在根本上导致了启蒙走向它的反面，走向了毁灭③。斯坦芬也认为人类今日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这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的直接结果，是它的“可怕的社会代价之一”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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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
主持人语
第二次启蒙与东方精神
第二次启蒙与生态美学
庄子“适性为美”思想的生态美学意义
怀特海过程美学及其生态意蕴
伯姆的生态自然美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