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更有意味的是，国民党军人因抗争而成为民族英雄的同时，他们也“无法”走出南京城，因为那将意味着另外的政治困局：他们将去哪里呢？去往共产党抗日根据地还是国民党主战场？这些都不是能够简单解决的问题。两部影片的意味深长之处正在这里。它们一方面承认了国民党抗日英雄的存在，同时又让他们“必须”死在南京城里；它们一方面让孩子（和那个形象猥琐的国民党副官）逃出南京城作为民族希望的延续，同时又并没有如同此前的抗日电影那样，让他们选择共产党的中国。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承认国民党的民族英雄，但判定他们并不能拯救中国的未来。共产党在影片中的缺席同样意味深长。这一缺席首先意味着，关于现代中国的国族叙事，可以不必完全笼罩在共产党的政治叙事之下。这或许也是一种“后冷战”时代的大度：因为冷战已然终结了，因此就不必再纠缠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但是，“不出现”在文本中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不存在”，可以说，国民党民族英雄“不能逃出”的原因也在这里。而同时，共产党在电影文本中的不出现，确实造就了关于中国叙事的难题：一种缺乏主体（男性英雄）的国族叙事如何展开？
这两部影片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们缺乏男性国族主体，这一特点可以在多重维度上得到解释。正如上面论述所展开的，这首先可以解读为现代中国人的被害悲情。但是，问题不止于此。在战争的大屠杀背景下，当中国男性英雄死去，对于挣扎在难民营或外国教堂的弱势人群（女人和孩子）而言，能够拯救和保护她们的，乃是异族的男人。《南京！南京！》中的角川和《金陵十三钗》中的约翰，如果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与天主教这一西方宗教相关：角川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会说一点英语。这种受教育背景，使他具有超出一般日军士兵的“人性”关怀。显然，如果意识到导演在影片中用以批判战争、呼唤人性的文化想象，乃是这些西方印记如此明显的符号时，很难不让人领会到影片在人群的种族／民族身份上表现出的内在文明等级：西方-日本-中国。事实上，在影片中，支配人物“超越国界”也超越战争的思想资源，正是当他／她们不再是中国人、日本人，而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时刻：角川正是凭借桌上的一个十字架项链，将姜淑云视为自己的“同类”；而姜淑云，这个“归国教师”，只有在说英语时，她才具备拯救者的能力。作为难民营安全委员会唯一的中国人，难民营解散的时刻，也是她被还原为中国人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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