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非营利性
真正的合作金融应是主要为社员服务，不以营利为主要目标，不过目前的农信社，由于社员不是自愿性的、不是真正的互助共济、缺乏民主管理，因此其非营利性经营原则势必发生变异。基于这些制度背景，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农信社基本从事的都是商业银行业务，那么农信社以营利为经营目标未尝不是符合现实的次优选择，而且农信社追求营利目标是上述特征和现实导致的唯一可能结果（谢平，2001）。以营利为目标的农信社，一方面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内部职工有利；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摆脱对其巨额补贴，实现其自身的独立发展。
农信社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一切都在国家的掌握和控制之中，该组织对自己的命运没有自主权。依据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保证组织制度有效率的最基本条件是产权①清晰，并且认为私有产权是一个效率最高的产权形式。国家因为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和与其他国家竞争的强制力，因而与其他组织相比，国家具有“暴力潜能”的优势。正如诺斯所言，“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利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到其选民征税的限制。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形式产权的地位。”诺斯言下之意，即国家是一种有比较优势的产权保护组织。
“诺斯悖论”表明国家在保护私有产权的同时，也容易侵害私有产权。诺斯还认为，政治制度天生有一种形成低效率①产权制度的倾向，这种制度导致了经济停滞或衰退（诺斯，1987），而李稻葵（1994）从乡镇企业的角度，罗必良（2001）从农村土地产权的角度，卢现祥（2006）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等，也都阐释了国家天生有一种模糊产权的冲动。
国家主导的农信社制度异化的本质原因之一，就是国家对农信社内部产权的模糊化。农村合作金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和现实状况下，是必然和唯一的选择（详见4.1.1章节）。农信社建立之初（1952年），尚能够承认农户的个人产权，从表象上看产权是清晰的，好像是属于社员个人的。但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完成（1958年），合作社却变成了“集体社”，社员个人的金融产权变成了集体金融产权。尤其是由小合作社合并成大合作社，停止股金分红以后，社员的个人所有权无法在经济、政治上得以体现，农信社的产权由清晰变为模糊。农信社产权的模糊，使其更容易被政府控制和摆布。社员个人产权实际上的丧失或被剥夺，不仅使他们被排除在经营权和管理权之外，同时也使得他们对农信社的经营也变得漠不关心（周脉伏，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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