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们迷失了方向<br /> 我们认为，管理理论的非平衡发展和管理实践的非平衡努力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这个世界上的管理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目的即做什么的理论，另一类是研究方法即怎么做的理论。但是绝大多数管理理论都属于后者，也即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理论。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就曾明确地指出，当今流行的管理理论基本上都是研究方法的。或者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时代的特征便是工具的完善与目标的混乱。”<br /> 德鲁克曾以“科学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为例说明他的观点。泰罗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者。当泰罗通过分析铲沙开始其管理理论研究时，他永远都不会问“为什么要做它”，他只会问“怎么完成它”。大约过了50年，哈佛大学的埃尔顿．梅奥创立了“人际关系理论”，但梅奥也从来不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在他主持的西屋电气公司霍桑（工厂）实验中，他只问“电话机的线路焊接怎样才能做到最好”。在德鲁克看来，。科学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都是研究管理方法的理论。但方向比方法重要，目的比手段重要，做什么比怎么做重要，这是不需要经过复杂的逻辑分析，而仅凭生活常识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中国历史上有“草船借箭”的故事。当初，周瑜委托诸葛亮十日之内造十万支箭。如果诸葛亮真的让人一支一支地去造，那他的麻烦可就大了，非但不能如期完成任务，而且还有杀头的危险。事实上，他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搞’’到十万支箭，而不是“造”出十万支箭。既然把目的界定为“搞”，那就可以偷、可以抢、也可以骗，方法自然无限多；如果只是把目的界定为‘‘造”，那么方法就只有一个。先搞清楚做事要达到的真正目的，然后灵活地选择做事的方法，这正是“智慧之神”诸葛亮神奇的地方。<br /> 德鲁克也曾举西尔斯公司的例子说明这一点。在1906--1908年期间，西尔斯公司在收取货款时做了一项非常大胆的改革，那就是用称取硬币重量而不是一般的清点硬币金额的办法来核对货款的数目。在那个年代，既没有纸币也没有支票，只有硬币。西尔斯公司的做法是，直接称取装钱袋子的重量，然后根据硬币的重量估算硬币的金额。如果硬币金额符合订单中货款的数量，那个袋子就不再打开了。很显然，数钱、清点硬币数量只是一种手段，计算货款金额才是真正的目的。这个办法大大提高了西尔斯公司邮购业务的工作效率。毫无疑问，明确目的比盲目在手段上下工夫更重要。<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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