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兄弟创办永安百货
由于郭氏兄弟率先在斐济打开局面，加上永安出资最多，所以永安在生安泰占有控制权和管理权。反过来，生安泰的成功也令其获利不菲、实力大增。据《上海永安公司史料》记载，生安泰在斐济以每条2先令收购大条香蕉，运到悉尼后批发价高达5先令，每条至少可获利3先令。后来，生安泰在斐济开辟种植园，招募华工种植香蕉，实现自产自销，利润更大幅提升。
生安泰于1903年开业，1919年因三家公司转向香港、上海百货业而停业。期间，因为权力分配、分销比例等利益问题，三家公司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地里却免不了一番钩心斗角，“挖墙脚”、“抢户头”等情况时有发生。不过，永安因为掌握主动权，所以常常占据上风。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他们涉足百货业后有增无减，成为一大特色。
郭泉可以说是生安泰奠基人，他主持生安泰期间，在斐济建立了二十多个收购站，每个站点有两三名采购员，除收购香蕉外，还经营百货推销，主要从当地居民手中收购椰子干、贝壳、海参等土特产，椰子干转卖给英国人用来制造肥皂，贝壳卖给纽扣生产商，海参则向中国出口。
当时斐济有六十多家同类公司，大多数是资本雄厚的外商，生安泰资金有限，无力与之竞争。而永安果栏在悉尼也发展到了一定规模，积累下可观的资本，除经营水果外还兼营百货批发与零售，兜售花生、瓷器、丝绸、大米、白酒等近百种产品，初具综合商店形态。
在制订未来发展计划时，郭乐萌生创办百货公司的想法，但他自感势单力薄，考虑到经济政策、消费习惯、工资水平等种种因素（比如，澳洲对华人征收高额的盈利所得税和遗产税，打压华人商业活动，华人经商可谓困难重重），认为在澳洲很难立足，于是便将目光投回中国。
郭乐在《回忆录》中记下此时心迹：“我国工业固未萌芽，则商业一途也只小贩方式，墨守陈法，孜孜然博蝇利而自足，既无规模组织，更茫然于商战之形势。余思我国欲于外国人经济侵略之危机中而谋自救，非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识，急起直追不可……”①
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的消息传开后，郭氏兄弟静观了一段时间，认定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也动了去香港开百货公司的念头。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年轻的郭泉肩上。
1907年8月28日，郭泉紧跟马应彪脚步，以16万港币创办香港永安有限公司，涉足百货零售业。相比先施，创业之初的永安颇为简陋，仅一间铺面、二十余名员工，除百货外兼营金山庄的各种业务，如办理出国手续、投递信件、汇兑外币等，主要面向来往的华人。
郭泉在香港戮力经营，背后更有郭乐等人在澳洲的鼎力支持，很快便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百货大王”之争。这一次，郭氏兄弟能否延续果蔬生意的辉煌，上演后来居上的超越？
香港德辅道：先施斗永安
俗语说“同行是冤家”，先施与永安是中国最早的两家百货公司，在发轫之初，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均衡——看似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暗流汹涌。个中利害，几件小事便可管窥而知。
为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马应彪在1909年2月27日到香港当局立案注册，将先施从商号改组为有限公司，设立董事局，使之初具现代公司的形态。与此同时，马应彪为扩大经营添招新股，由于先施盈利前景得到广泛认可，认股者众多，不仅有马应彪兄弟马焕彪、马永灿，还有澳洲华侨陈少霞、夏从周、许敬枢等人，扩股之后，先施股本扩大到20万港元。
马应彪随即展开大手笔扩张，一并租下德辅道中215～221号相连五个商铺，新建四层百货商场，规模上为香港当日第一大百货公司，一楼出售百货、烟酒、五金、糖果等小商品，二楼出售服装布匹，三楼出售珠宝、钟表、乐器等贵重物品，四楼出售地毯、家具等大件商品。①
这种布局方式模仿欧美百货公司，充分考虑客流、购物与商品陈列的关系，对商品销售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经过马应彪的探索而成为先施一大经营特色，并迅速被其他百货公司效仿。
当日香港商业中心集中在皇后大道一带，德辅道周边是新开发地区，交通不便、人流稀少、店铺疏落、消费冷清，因此，马应彪的这次扩张起初并不被看好，选址时好友、股东多有劝阻。
马应彪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此地目前虽荒凉萧条，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张，日后必可成为繁华街区，此时正应趁地价便宜抢占先机，于是力排众议，将先施迁往德辅道中。
事情果如马应彪所料。一年之后，电车开通，德辅道人流如织，店铺林立，迅速热闹起来。先施占尽地利之便，再加上马应彪经营得法，推广有术，比如率先从美国引入霓虹灯招牌装点门面，吸引客流，生意自然十分兴隆。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