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有无数的指令发往全国，控制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的金融活动。有统计说，当时全国的票号有450余家，营业额达七八亿两银子。山西巡抚申启贤给朝廷上奏折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全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需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后来政府的税银、军饷，因战争南北阻断收不上来，也交给票号代理，解决了难题。一些官吏盘剥来的巨额资财，也通过票号“洗钱”并放贷取息。票号搞活了资金，其存储借贷，对中小商人以至平民救急，都较方便，有人就给“日升昌”送上“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等匾额，大事表扬。
票号是靠一张汇票赚钱。汇票长26厘米，宽40厘米，有一套巧妙的防伪办法。如日升昌的汇票在纸里隐印了一个“昌”字，并且取一套汉字代码，作为汇票签发时间与银两的密押。如取“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字，作为一年12个月的代号；取“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字，作为一个月30天的代码；又用“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或“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等10字，代表一至十的大写数目字；用“国宝流通”四字代表万、千、百、十的单位数。如果是六月初四签发一张5400两的汇票，那券面上写的就是：“看宝察流”与“取情”。外人莫名其妙，而店里伙计密码背得烂熟，就知道是“五千四百”与“六月初四”的意思。而且票号的笔迹是固定的，事先通报对方留底，备验真假。管理也极为严格，汇票兑付后即予销毁，以杜绝作弊。票号的收益，除汇费，放贷利息外，还有评估银子成色等收费。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的14个分号共收汇兑3222万两银子，单汇费收入就达30万两。
票号管理，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总经理全权负责经营管理，东家不得干涉。这对票号初期的发展十分有利。但它对总经理缺乏有效的监督，只是在经营失败后给予辞退，那已是马后炮了。特别是剥夺了总经理以下员工参与管理决策的权力，当形势迅速发生变化时，下情不能上达，不能及时纠正总经理的决策错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外国银行拥进中国，带来了有限责任公司等先进理念，各地相继出现一批官办或私人的现代银行，给山西票号以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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