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乐成（1922～1984），傅斯年之侄，字力更，号秀实，山东聊城人。著名史学家。1940年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后赴台湾，执教于国立台湾大学。195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在任教的十几年中，傅教授除在台大授课外，还在同仁、辅仁、淡江等高等院校讲课，并兼任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班和秦汉史研究室的工作，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对秦汉、隋唐史的研究颇有建树。他一生著述甚丰，皆为史学论著，影响较大的有《秦汉史论文集》《隋唐五代史》等。他的史学论著有的被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是台湾、香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高等学府学习中国史的必读之书。傅乐成终身未娶。关于傅先生的感情问题，有这样一个“典故”。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且谈锋如昔。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美丽的小姐，对她极为爱慕，却难撷其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乐成的宿舍里聊天，正好那位小姐也在场。当时殷海光兴致勃发，大谈时局，口若悬河，那位小姐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傅先生爱慕的小姐对他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后来那位美丽的小姐还是没有嫁给他，但若干年后，从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被誉为“不可忽视史学家”。

    《中国通史》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傅乐成教授领衔主持，邀集门下五位史学俊彦共同撰写而成，是台湾乃至中国史学界不可多得的通史类著作。
    全书所述史实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讫清帝退位，按朝代顺序分为七卷，由五位青年学者分别著述其学之所专的部分：《先秦史》，由萧璠著，记述了中华文明诞生到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均由邹纪万著，分叙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东汉末年农民起义以及魏蜀吴三分天下到南北朝对峙局面的结束这两个时段的历史；《隋唐五代史》，由傅乐成教授亲自撰著，为隋重启统一盛运到后周灭亡，此三百余年间的历史；《宋辽金元史》，由王明荪著，所叙为从北宋统一全国到元帝国的衰亡，其间几朝的历史；《明清史》，由姜公韬著，叙述了明建国到满清康乾盛世国势转衰这段历史；《近代史》，由段昌国著，记叙了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全书每卷十余万言，共九十余万言。书中运用了一些文言文词句，表达简洁通畅，读之如饮醇酿。且每位著者对书中所述历史事件及人物均有自己独到精辟之见解，贵在不人云亦云。此外，这套简体版的《中国通史》还配了多幅珍贵的史料插图和战争地图，以便于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历史的全貌。
    《中国通史：明清史》行于1978年，成书之后即在话语圈里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仍是不少史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之书，一些高校亦将其作为常用教材，甚至有学者亦能从中获益。
    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草根出身的朱元璋脱颖而出，建立了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定都封王，制定藏富于民的经济政策，完善选举制度，并对西南边地进行了开发。土木之役后，明王朝由盛转衰，权阉佞幸相继乱政，终为关外的满人所灭。由满人建立的大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进一步被强化，亦曾出现“康乾盛世”，但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势下，渐趋式微。

    台湾继钱穆之后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傅乐成领衔主持。
    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一带最为畅销的中国通史普及类著作首次引进大陆。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六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各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一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有人说，这套书是典型的台湾国语，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最大的特点，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叙述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不是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张鸣

    太祖死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皇太孙允炆即位，是为惠帝，改元建文（1399～1402）。
    原来太祖实行封建，所封诸王，各拥重兵，位尊势大，当时有叶伯巨上书，认为诸王分封太侈，可能会造成尾大不掉的祸患，太祖说他有意离间骨肉，下之于刑部狱。惠帝在东宫时，即以诸王控制不易，引以为忧。既即帝位，采兵部尚书齐泰与翰林学士黄子澄的建议，一年之内就先后把不法行迹昭著的周、代、齐、岷诸王废为庶人，湘王惧罪自焚死。其间虽有高巍主张效法汉世贾谊与主父偃的推恩众建的遗意，用缓进的手段渐次削弱诸王实力，惜不见听。既废五王，遂进而图燕藩。
    太祖的二子封秦王的与三子封晋王的，都死在洪武中，嗣子幼弱，不足为虑。惠帝初立，诸王中以坐镇北平的四子燕王朱棣居长，势力最强，也最桀骜不驯。他在和尚姚广孝的佐助下，阴谋不轨的情状，惠帝颇有所闻。因此，他始终是朝廷削藩的首要目标，废除周、代、齐诸王的用意，就在翦除羽翼，使不为燕王助。
    削藩事起，燕王顾及质于京师的三个儿子的安全，隐忍不发。等到朝廷想安抚他，同意把他三个儿子送回北平，他就在建文元年秋，举兵反，号称“靖难”，意谓朝廷有难，齐黄诸人导引天子变易祖制，他准备用武力消灭他们。在此后三年的内战中，燕王命其世子高炽留守北平，自己带着高煦、高燧两个儿子转战南北，对于士气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反观朝廷方面，兵力火器皆占上风，但是惠帝既不能够御驾亲征，且日与方孝孺究心于托古改制的不急之务，徒然助长了燕王的藉口，更何况最初所用的带兵统帅，一个是暮气已深的老将耿炳文，一个是寡谋忌功的膏粱子弟李景隆（李文忠子）。
    燕王起事之初，为免后顾之忧，他先攻取北平北边几个军事据点，在滹沱河击溃了耿炳文北伐的大军后，又出关袭夺大宁，迫使宁王所统的护卫兵与兀良哈三卫的蒙古兵从征，及时回师，与北平城中高炽的留守部队，内外夹击，把李景隆围城的南军打了个大败。次年，景隆再败于白沟河，退至德州，再退济南，朝廷乃以盛庸代之。靖难兵围济南，赖盛庸与铁铉力守，久攻不下，撤围而去。未几，东昌（今山东聊城市）之役，盛庸大败北军，阵斩燕将张玉。三年春的夹河（今河北武邑县南）之役，盛唐再斩燕将谭渊，先胜后败。是年，燕王遣李远等假扮南军，越过山东西南，窜入徐、沛，焚弃南军粮械，尽悉中原无备之状。次年，燕王避开运河沿线有重兵防守的据点，绕道皖北南下，在灵璧侥幸获胜后，迭下泗州、寿州，渡淮，直趋扬州。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叛附燕，燕王遂自瓜洲过江，取镇江，次龙潭。惠帝遣使请和，不许。六月，燕王攻京师金川门，李景隆等开门迎降，京师就沦陷了。当时宫中火起，惠帝后与太子皆焚死，惠帝不知所终。他很有出亡的可能，但是明朝有许多的野史，对于惠帝出亡之后的来去行踪、所作诗文、所题匾额、所着袈裟与所接人物，皆绘声绘影地罗缕记存，愈后愈详，就不尽可信了。
    燕王入京，即了帝位，是为成祖，改元永乐（1403～1424）。即位之初，他革除建文年号，建文前后四年的记事，沿用洪武年号，改作洪武三十二年，以至三十五年。建文年间，政治上的新猷，悉加推翻；所有榜文奏书，除了有关钱粮、兵马的资料外，悉加焚毁；太祖实录亦曾两度遭到改修，添进许多粉饰之词，预为靖难留地步。惠帝次子文圭被幽禁于凤阳，至英宗朝始出。建文诸臣，主张削藩的，反对成祖的，都遭杀戮，他们的亲族、邻居、师友、门生亦多受牵连。景清的瓜蔓抄、铁铉的寸磔投沸油中，方孝孺的夷灭十族，死事尤其惨烈。方孝孺曾师事宋濂，是明初一大儒。承孟子与周礼的绪余，他满怀改制的理想与热诚。他推衍轻君诛暴论的精义，提倡以宗法为基础的地方分权。他又主张仿行上古井田制度，杜绝民间贫富悬殊之弊，这在当时地旷人稀的情形下，也并不是办不到的。惠帝一朝悉去太祖苛酷专滥之政，减轻江浙重赋，开广言路，虚心纳谏，可能都是受孝孺的影响。明初的士大夫对于元朝仍怀有依恋的心理，孝孺首先脱去这种感情的旧包袱，严格强调夷夏之防，贬夷狄君临中国的元朝，不得与于正统，只能与一般得位不正、政教紊乱的中国朝代归于变统，他的意见很影响到明朝史学家的书法。孝孺死后，他的逊志斋集，亦遭禁阻，他的门人私录其稿，到了宣德年后，始稍稍有传布。
    另一方面，成祖又藉着编纂群籍的工作，笼络知识分子，冲淡他们对自己的篡位所可能引生的反感，同时也可以博得稽古右文的美名。明初徐达入大都，曾大收宋辽金元数世宫廷藏书，置南京文渊阁。从永乐元年到五年，成祖命解缙等，据文渊阁所藏书，将所载事物，分类排比，统之以韵，成永乐大典凡22937卷，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可惜文渊阁丰富的藏书，到了明末已丧亡殆尽；现在还能看到的永乐大典也只有原来的二十分之一还不到了。永乐十二到十三年间，他又命胡广等先后完成四书大全36卷、五经大全154卷、性理大全70卷，都不过是杂抄宋儒成说，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是此后却成为士子参加科举的必读书，在统制思想、倡导理学的方面作用很大。
    高宗在位时期，文治武功臻于极盛，太平日久，志得意满，不免有倦勤的意思。他本来就是个注重享乐的人，晚年生活益形骄奢，加上年届老迈，精力大不如昔，事权一皆委诸和珅。和珅初承高宗眷注，方才二十五岁。凭着他的口齿伶俐，懂得奉承，在高宗最后的二十多年当中，得到天子的完全信任，一年之内就从御前侍卫升作军机大臣，是后又兼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大学士诸职，先后或同时担任过几个部的尚书。每一次内外用兵的“胜利”，他更一再获得封赏，由男而伯，由伯而公。他的势大位尊，使他几乎可以任意黜陟官员。他的私党布列天下，位居要津，在他的庇护下，他们层层剥削，贪污贿赂公行无忌，民力大困。纵有一二正直官员，深知和珅蠧国之弊，怵于天子的积威，也不敢明显地攻击和珅，以彰帝咎。就是仁宗初即位时，对和珅的专擅跋扈，也只有容忍。但是嘉庆四年（1799）正月，高宗死后不过数日，仁宗即赐和珅自尽，家产遭到抄没，其价值竟超过全国十年的总收入。
    亲政后的仁宗面对的国家已是百孔千疮。财用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康雍两朝加上乾隆初期，国库原来有很大的盈余，但是此后宫廷的靡费、旗人的津贴、战争的虚耗、官场的腐化，这都使得国库存银日见涸竭。即如高宗自诩为十全武功的内外用兵，耗费一亿二千万两；加上六次南巡，就要损失帑藏几至二亿。嘉庆年间平定川楚教匪，再荡去二亿；频年水患所需河工的用度，又要好几千万。仁宗本身颇能厉行节约，他又减缩中央与宗室的开销，把生计困穷的旗民迁到关外屯垦，希望藉此稍事弥补亏空，却遭到普遍的不满。于是为了妥协，使他不能勇于消除官场的奢侈腐化的陋习。他藉助于官职与官衔的鬻卖，冀得缓和财政危机，但是捐官的人出了代价，自必连本带利从百姓的身上搜刮取偿，徒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加深了他们的痛苦。
    军事的废弛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清朝原有的军队是溯自关外时代的八旗兵，入关后，以归附的明朝部队作基础，加上新召募的，用绿旗为标识，称作绿营。旗兵分别驻防在京师、畿辅与各省重要都会，领于满洲将军和副都统；绿营则散处于比较小的据点，分隶各省督、抚、提督、总兵，只充作维持地方秩序的警卫，并不负担作战任务。在最初几十年，八旗是朝廷征伐的主力；但是入主中原以后，生活上的养尊处优，使得他们渐形骄惰，失去了尚武的精神。三藩之役，旗兵不堪作战的情态已暴露出来。此后绿营代之而兴，又不过百余年，也随着腐化了。川楚教匪既起，八旗、绿营都不能用，还是靠地方的士绅自行举办团练，才平定了乱事。以后平定太平天国的湘军，即由团练扩充而成，不过这都算不得是国家的正规部队了。乾隆末年以下，军纪的沦丧也到了可虞的地步。西南苗乱发生，大军开赴前线，沿途纵火劫掠，强征勒索，至于民不堪命。将帅亦复侵吞军款，中饱私囊，虚奏捷讯，冀邀封赏，福康安尤为巨蠧，次则和琳与孙士毅，都靠着和珅居中维护，上下欺蒙，遂使战事绵历岁月，劳师靡饷，而仅克之。
    民生凋敝更是使清朝国运逆转的重要因素。三藩之乱结束之后，百余年来，中国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的速率达到空前的地步，乾隆末叶，全国人口已臻三亿一千余万，比起明初，增加四倍有余；较诸明朝后期，也增加了两倍有余。如果考虑到明清之间天灾与兵祸的影响，人口必然有可观的损失，那么这百余年人口的增加诚足惊人。到了乾嘉之际，长江中下游的平原早已人满为患，谋生不易，即便中上游的内陆高地，经过移民的长期开发，也已受到报酬递减律的恶劣影响（详见下章）。由于人口的压力，加上官吏的剥削，水患与灾荒的频仍，“自然‘饥寒’二字渐渐相逼来了”，穷极无聊之余，人心思叛，反清的会党与宗教团体更乘间鼓动，遂使清朝中叶各地民变迭生。湘黔苗乱，起乾隆六十年（1795），历十余年始定。嘉庆初元，川楚白莲教徒，揭出“官逼民反”的口号，煽惑农民作乱，蔓延五省，历时九年方平。同时稍后，东南有海盗之乱，历时亦十载。未几，华北天理教徒又起，虽旋踵即遭翦灭，而叛党内结宦官，祸延宫禁，实予清室以直接的威胁。及至道光以降，长江中下游有太平军之役，大河南北亦为捻匪窜扰殆遍，西南、西北地区复有回乱猖獗。值此官场腐败、财用匮竭、军备废弛、内乱纷乘之际，西洋列强，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益使大清帝国险象环生，惶惶不可终日。

第一章 元明之际
第一节 民族意识与白莲教
第二节 风云际会的草泽群英
第三节 朱元璋早年的发展
第四节 平陈友谅与张士诚
第五节 北伐与统一

第二章 明太祖的开国规模
第一节 定都与封王
第二节 藏富于民的财经措施
第三节 学校与选举
第四节 严刑峻罚
第五节 政府组织
第六节 卫所制度

第三章 制度的更张与势力的发扬
第一节 靖难之变
第二节 通漕与都城的北徙
第三节 阉势、阁权的递进
第四节 削藩与边防的始坏
第五节 明初与蒙古、女真的关系
第六节 郑和下西洋
第七节 西南开发与安南内属

第四章 明朝中后期的政局
第一节 土木之役与朝事的反覆
第二节 成、弘之间的政治与军事
第三节 藩王之变
第四节 议礼与奉道
第五节 南倭北虏
第六节 政潮迭起的内阁
第七节 张居正的政绩

第五章 明清之际
第一节 党议与阉祸
第二节 努尔哈赤的龙兴大业
第三节 明朝的守御
第四节 流寇亡明与清人入关
第五节 南明恢复的失败
第六节 清统一的告成

第六章 清朝的极盛与中衰
第一节 清初对汉人的势劫利诱
第二节 中央集权的继长增高
第三节 顺康雍乾四朝内政概述
第四节 内外蒙古与天山南北路的经营
第五节 西藏与青海的平定
第六节 西南土司与藩属的臣服
第七节 西力的东渐与清室的式微

第七章 五百年社会文化的掠影
第一节 人口发展与土地利用
第二节 商业与工艺
第三节 社会阶级与社会流动
第四节 书吏、幕友、乡绅
第五节 王学的风靡与反动
第六节 从“经学即理学”到“六经皆史”
第七节 文学与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