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制度创新与农村市场发展 <br> 农村改革30多年来，农村社会经济可以说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发展。 <br>这一阶段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以及农户收入和生活水 <br>平的提高等方面。这些发展主要归功于全面推进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 <br>革，这一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次制度变迁，新的制度安排实现了农户经济效 <br>率的大幅提高。在这次制度变迁中，所改变的主要是集体经济体制。在集体 <br>经济中，农户实际投入的劳动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非常有限。而新的 <br>制度安排则激励了农户对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大大增加，从而促进产出的增 <br>长。经历改革后的农村，目前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农村发展又面临 <br>新阶段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是:如何维持农户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持续 <br>增长?如何推进农村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从改革或制 <br>度创新与农村市场发展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和解决 <br>途径。 <br><br>第一节 制度与农村发展 <br>一、制度 <br> 制度是一套被制定出来的、影响人们行动选择和行为方式的规则系统。 <br>人类社会中的制度，其意义犹如诺思（D.North）所概括那样: <br>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制度一直被人类用来使其相互交往具有稳定性。<br>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并且会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 各种经济、<br>政治、社会组织。制度由正式规则（法律、宪法、规则）、非正式规则（习<br>惯、道德、行为准则）及其实施效果构成。 <br> 如果把制度界定为一套被制定出来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系统，那么， <br>制度实际上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且对各领域的行动产生影响。无论 <br>是前工业社会还是现代工业社会，制度都对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 <br>活动起到各种不同的作用。 <br> 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较早被旧制度经济学所关注。康芒 <br>斯（J.Commons）和维布伦（T.Veblen）对经济运行中的制度有过独到的 <br>论述，康芒斯提出，制度既是一种法律和规章的结构，又可能是行动者本身 <br> 的行为。从普遍原则的角度，制度可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 <br>制度作用的再发现要数当代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赋予制度与经 <br>济运行的关系以更为深入、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理论解释，诺思和威廉姆 <br>森（O.Williamson）探讨了制度安排是怎样影响交易费用，进而如何影响人 <br>们的行动选择和经济效率的。当制度为相互交往或交易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br>时，其安排也包含了执行的成本，即交易费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 <br>中，有些制度安排比其他一些制度安排更具有节约功能，也就是制度安排能 <br>够减少交易费用，因而这些制度就比其他制度更有效率。阿尔钦 <br>（A.Alchian）、德姆塞茨（H.Demsetz）和科斯（R.Coase）对制度服务与交 <br>易费用问题给予了新的理论解释，他们在制度分析中引入了产权概念，形成 <br>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学派。所谓产权，就是指对个人或团体占有财产的权 <br>利，包括占有权、支配权、消费权、交换权和让渡权等。在他们看来，不同 <br>制度安排之所以出现交易费用的差异，其中关键因素在于产权的界定。产权 <br>界定是否明晰、产权主体的范围大小对交易费用的大小有着重要影响。明晰 <br>的产权、个体的产权比模糊的产权和公有产权明显具有降低交易费用的作 <br>用。例如，在果园主和养蜂人之间，制度无论将采蜜的产权明确地界定给 <br>谁，都有助于降低两者间的交易费用，从而可以提高效率。奥尔森（M.Olson）<br>及其集体行动理论的追随者从制度的博弈规则角 <br>度，给出了无效制度的不合作解。他们认为，共有产权或集体产权之所以会 <br>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是因为这种制度安排会使集体行动的个体有“搭便 <br>车”的行为，即个人的偷懒及不合作行为，这些行为会降低集体行动的 效率。<br>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制度有不同层面的含义。“社会制度”是一 <br>个最为宏观的、抽象的概念，意指人类社会历史的几个制度类型，如奴隶 <br>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在分析社会的具体 <br>制度方面，马克思运用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它们包 <br>含了经济制度及其他制度的意义。经济制度实质上就是规定生产过程中人与 <br>人之间关系的规则系统，它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但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br>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制度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既为 <br>经济基础服务，也对其有反作用。 <br><br>二、制度变迁 <br> 关于制度的作用，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以往的经济和社会理论 <br>里，制度似乎被看成一个较为不活跃、不太重要的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制度 <br>往往受制于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现实，即如同马克思的观点，受社会生产力的 <br>决定。所以，关于制度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人们似乎并没有予以重视和作进 <br>一步的考察。 <br> 经济史研究中的制度学派和当代经济学中产权学派赋予制度以特别重要 <br>的作用。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等人从历史的众多复杂因素 中，<br>看到技术更新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对欧洲技术革命和 <br>工业革命的历史考察中，他们把对推动技术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的考察聚焦 <br>于制度和制度创新。他们从欧洲经济史的事实中，找到了欧洲早期的“专利 <br>法”这一制度安排，它对明确和保护知识产权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正是 <br>这一法律制度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从而大大促进了欧洲工业技 <br>术的不断更新。当代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用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进<br>一步拓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林毅夫认为:“任何制度安排的效率决<br>定于它对付经济人机会主义行为的优劣，同时其效率还受周围现存辅助性制度<br>力度的影响。”1950年代中国农业出现的大滑坡，一方面是因为集体难以解决成员 <br>的偷懒或不合作行为，即集体中的“搭便车”行为，农业劳动的难计量性导 <br>致有效监督难以进行是造成偷懒问题的原因，另一方面，因为集体制度取消 <br>了成员的退出权。制度变迁理论还提出，制度并非都是有效率的，由于制 <br>度存在惰性使得无效率制度可能保留，而且低效率的制度并非自然让位于高 <br>效率的制度。只有在制度变迁的成本小于收益时，才可能诱致制度创新。这 <br>样的制度变迁，也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意义在 <br>于，它揭示了人们可以通过制度安排的调整，来调节行动成本—收益结构， <br>以引导人们行动选择方向，从而使制度随着人们行动选择的变化自然发生 <br>变迁。 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现实经验来看，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的集体耕作 <br>制度让位于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责任制，农业生产终于摆脱衰退困境，很快 <br>恢复到正常水平。例如，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小岗村，第一年实行“大包 <br>干”责任制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就取得大丰收，解决了近20年集 <br>体经营制度下始终困扰着他们的温饱问题，粮食产量不仅实现了自给，而且 <br>足额上交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 ② 仅一项制度的创新和制度变迁，就解决 <br>了农村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一个发展问题即温饱问题，表明制度创新对发 <br>展来说很重要。在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尚未形成的时候，家庭责任制为 <br>何对中国农业发展是有效率的呢?从实际经验和制度理论来看，原因不仅在 <br>于这一制度安排解决了农业生产单位内部的合作与监督问题，其他辅助性的 <br>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变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林毅夫认 <br>为，允许农民有退出权及其他相关辅助制度对此有重要作用。 从小岗村的 <br>历史发展和改革过程来看，嵌入性政治的弱化和农民行动自主权的提高等制<br>度结构变迁是“大包干”能实现效率提高的基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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