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强度、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以“认清国情、分析形势、找准问题、寻找对策、支持决策”为之一，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与农情以及特定的历史与现实约束条件，试图对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流转制度变革和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二、农地产权、承包经营杈及其管制放松
　　“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运行了30多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要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同时，加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上，在中央大力推行稳定农地承包权的大环境下，二轮承包后各地发生土地大调整和小调整的次数显著下降，但一些地方依然在进行土地调整，其中又以小调整为主。陶然等（2009）的研究就发现，仍有超过60％的被访者、特别是二轮承包以来家庭人口增加的被访者以及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被访者，不太认同农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的政策，认为应该按人口变动进行土地调整。从理论上看，承包权是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达成的农地交易契约关系，在农地流转禁止且农业税没有被取消的时候，它反映了农民以上交税收为代价从国家手里交易得到农地的部分使用权和获取剩余收入的权利。进一步，在农民获得承包权的基础上，如果把农地的经营权理解为农民对农地资源使用、获益与转让的权利集合的话，那么，农地经营权就变成一种产权被部分管制的制度结构，因为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责任制赋予农民个体的仅仅是剩余（收益）索取权以及受管制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同时，该制度为国家与地方集体权威对农地的再配置RTT谈判的空间，并产生出一种混合产权结构。因此，更深入的产权改革需要国家与地方权威放弃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力以及放松影响土地使用与管理的权利管制。国家之所以愿意与农民交易部分权利，是因为国家在产权改革与全国粮食充裕与稳定的政治利益之间面临权衡，而从集体生产到家庭经营的制度变革既增加了农民自己的收入，也提高了全国的食物供给，因此是一个帕累托改进（Liuet，1998）。这种农地制度是产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特殊安排——“共有私用”的产权制度（赵阳，2004）。这种被修正了的产权制度的产生意味着，在承包责任制被证明是成功之后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得到法律的认可。劳伦斯（Lawrence，1995）因而认为农地产权的发展对于农地市场交易意义重大，因此中国农地产权改革应该归功于中国的市场化管制放松政策的成功推行。
　　鉴于家庭承包制后国家已经赋予了农民剩余索取权，目前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地使用权和转让权上，而后者属于农地流转制度改革问题，这些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我们主要从农地使用权管制放松层面评述学术界关于完善农地使用权制度的三种改革方案：
　　第一，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制放松，是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制度框架内的更进一步改革，因此有人主张农地使用权应该完整界定并赋予农户。如陈永志等（2007）指出，非农化的经营收益变化是农地使用权管制放松的外部动力，而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潜在利润、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带来的潜在利润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带来的潜在利润是影响农地使用权管制放松的内在因素。其实，对农地使用权的完整界定和充分赋予，可以增加农民对土地投资的预期程度（陈志刚、曲福田，2003）。有学者通过建立土壤肥力变化的社会经济及政策影响因素模型发现，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因此，对农地使用权的完整界定和有效执行实施，可以增加农民对土地投资的预期程度，同时还能够激励农民对土地的适度保护，从而减轻对土地的压力，降低土壤肥力的损耗（俞海等，2003）。
　　第二，培育和发展农地使用权市场。钱忠好（2003）在构建农户土地使用权市场理论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发现土地产品价格、非生产性收益、生产性成本、非生产性成本、土地使用成本、土地交易成本、现有土地经营规模等因素均对农地使用权交易产生影响。田传浩等（2004）认为中国农地使用权市场面临着需求大于供给的不均衡状态。因此，要使市场机制真正发挥配置有限的农地资源的作用，就必须改善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外部条件，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地有效供给的形成。与此同时，贾生华等（2003）发现，城乡交错区农地使用权市场已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然不完善，有相当数量的农户对目前经营的农地数量感到不合适，希望增加或者减少农地，同时有一半以上的农户表示在家庭劳动力减少了以后准备将农地使用权转移给其他农户或者退还给集体，这意味着农地使用权市场具有潜在供给和潜在需求。有鉴于此，邓大才（2007）认为通过建立各级农地使用权交易中心，可大幅降低农地使用权市场中所发生的交易成本。
　　第三，由于政府仍然严格管制着农地使用权的交易活动，因此，有部分学者建议从政府退出的角度寻求完善农地市场机制。李涛等（2004）认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具有明显的双层结构特征，政府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种国家垄断制度在控制农用地供应量上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侵占了要素供给者的利益。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国家垄断者的地位受到挑战，不断增加的交易成本使社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减少一级市场的过度垄断，在定价中引入市场机制。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既是交易的场所，又是交易形成的经济关系，其市场规则作为一种制度性服务，却是由基层政府提供和维护的公共物品。政府的重要任务是要帮助市场机制趋于完善，而不应该以市场发育不全为借口来随意扩大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利范围（李霄，2003）。但陈天宝等（2005）认为，地方政府具有及时发现制度创新需求、有效配置资源、降低制度变革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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