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产业因素和竞争对手三个方面。经济环境主要是指产业所在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汽车产业往往是受经济波动影响最大的行业，而经济形势的向好或恶化都会影响到从生产率层次、市场份额层次到产业利润层次的推进过程。政治环境主要是指国家实施的宏观政策选择及贸易保护、关税壁垒等制度。宏观环境对四个层次之间流转顺畅与否有重大关系。产业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的战略。上述影响因素在中美两国的汽车产业中有具体的体现：
首先，分析美国汽车行业。在经济环境方面，从2001年布什政府推行劫贫济富式的减税政策，扩大了财政赤字，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总体经济形势恶化，美国汽车产业也受到波及。在政治环境方面，2001年的“9·11”事件和随后没有尽头的全球反恐行动使美国汽车产业的糟糕处境雪上加霜。如图6—20所示，2001年美国汽车产业销售利润率急剧下降，之后几年基本都为负值。在产业结构方面，以三大汽车公司为代表的美国汽车业经销商过多导致销售成本太高直接影响到了销售利润。美国汽车产业强大的工会力量，使汽车产业每天必须承担高额的养老金、福利费、工资费，工资率与美国汽车工人的工作效率严重不匹配，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汽车产业的生产率、利润率和总体国际竞争力。从产业的发展战略来看，美国汽车产业对“高油价时代”反应迟缓，热衷制造大排量油耗高的SUV和皮卡，而在小型车上投入的资金不够，在环境发生变化时无法将生产率转化为市场份额和利润率的获得，从而影响整体的大循环——糟糕的利润无法支持产业环境的改善。此外，日韩等日益强大的汽车企业开展的全球竞争也会影响美国汽车产业的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和利润率的提升。
其次，分析中国汽车行业。从经济环境上看，中国近二十年平均年GDP增长率都远高于7％，经济实力飞速增强，为汽车产业的四个层次的流动体系的转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在政治环境方面，2001年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与汽车强国在全球的竞合提高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实力，中国汽车产业CA值在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两年后虽然仍为负值，但是上升趋势明显，同时生产率／工资率也出现了一段快速提高的时期。而中国政府对汽车工业实行高关税和配额保护，使我国的汽车企业一定程度上大大减缓了国际汽车企业的竞争压力，汽车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获得了过高的利润，使四层次的正常循环发生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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