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结构调整援助缺乏导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缓慢。在需求约束的情况下，简单的农业增产并不能保证农民增收，甚至还会出现增产减收的情况。改革开放前，农产品供不应求，处于缺乏时期，只要农业能增产，农民就能增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供求格局逐步发生变化，目前农产品供大于求，处于买方市场，这样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当前，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依靠提高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余地不大。而且，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价格补贴的总量受到限制。因此依靠增加产量和提高价格来促使农民增收的途径难以再继续下去，在现阶段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依靠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需要方方面面的援助，建立专门针对结构调整的支持体系。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援助缺乏，调整面临诸多困难、步伐缓慢。主要表现如下：农村经济结构单一，第二、第三产业不发达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调整滞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调；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部分农产品“卖难”和价格下跌。
（4）农村教育支出偏低导致农民增收面临人力资本约束。我国现有的农村教育供给制度导致农民增收面临人力资本约束。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基本上是以乡、村自筹经费为主的民办义务教育。这样的教育供给制度增加了农民的额外负担，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使得农民的自身素质难以提高。对素质不高的劳动力，第一，降低了他们对市场信息的获取，使其生产决策具有很强的模仿性和盲目性，加大了农民的经营风险和农产品市场的波动。第二，阻碍了农业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推广、应用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第三，城乡人力资本差距使农村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大为减弱，未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消除一直是我国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和致力的重要工作。但直至今天，“三农”难题远未破解，二元结构的矛盾又呈现加剧发展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以往都是孤立地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我们仅仅是就农村论农村，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民论农民，这样孤立的视角及方法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最终导致“三农”问题成为一个无解的方程。实践也证明了农民增收困难的主要原因已经不在于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于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因此要破解“三农”难题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仅仅在农业和农村领域进行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从国民经济的宏观层面人手，在调整分配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和农民层面的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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