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充分考虑不同增长机会下，实现薪酬业绩敏感度与风险的匹配。
股东应当根据公司所具有的增长机会，权衡风险的不同效应，从而实现薪酬业绩敏感度与风险的匹配。风险具有误导业绩判断和增大项目期望价值双重效应，在蕴含不同增长机会的公司中，风险效应的相对势力存在差别。在那些蕴含着较大增长机会的公司中，项目投资频繁发生，且管理层具有更强的投资偏好。另外，项目投资一般具有灵活性，这便赋予项目增长期权价值。风险越大，增长期权价值越大，项目期望价值也越高。因此，在蕴含增长机会的公司中，风险的正面效应处于强势位置。此时，股东给予管理层更大比例的随业绩变动的薪酬，不仅可以避免管理层损害股东财富的过度投资，还可以激励管理层投入更大的经营努力。股东可以通过给予管理层更多的股权和期权来实现这一过程；而在那些缺乏增长机会的公司中，风险更多地表现为误导股东对管理层的业绩判断。此时，股东给予管理层相对较小的随业绩变动的薪酬，可以节约激励成本。
（3）关注会计盈余质量，实现薪酬契约会计监督的功能。
由于将会计盈余纳入薪酬契约中对盈余管理具有内生性的激励，而低质量的会计盈余不仅导致无效的薪酬风险暴露，还增大激励成本。因此，理论与实务界曾出现质疑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声音。国外的研究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股价类指标开始替代会计类指标成为主要的薪酬契约业绩基础。然而，使用股价类指标并不能杜绝管理层操纵盈余的行为。相反，其还引发了21世纪初爆发的财务舞弊风波。
在资本市场有效的前提下，由于股价客观反映了管理层决策所带来的当期现金流变化，因此，它作为业绩指标的信息含量高于会计业绩。然而，由于资本市场功能锁定现象以及噪音交易者的存在，将股价纳入薪酬契约依然会产生对盈余管理的内生性激励，因为会计盈余与股价存在增量相关关系。由此可见，限制管理层操纵盈余，仅仅通过以股价代替会计盈余作为业绩基础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提升盈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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