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城市化既是人类必然经历的自然进程，也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城市化不仅是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转换和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集聚的过程，也将对社会构成、思想文化的传播等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在全面走向小康社会的同时，城市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平稳转型过渡、实现和平崛起等战略目标。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下的缓慢城市化
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人口逐步地由传统的农业向新兴的二、三产业转移，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但是在1953-1978年的25年间，为了保证优先快速发展工业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大局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甚至一度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倒流的“逆城市化”，而为了制止广大农民自发地向收入和生活条件好的城市流动，又逐步建立起严格的城乡分隔的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
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仅由11.2%上升到19.40%。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0-10；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C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从1950-1980年的30年中，全国城镇因迁移和市镇区划变动（即农转非）增长的人口估计约为6300多万人，平均每年增长210万，仅占同期城镇新增人口总数的48.57%。其中50年代的城镇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人口迁移；而60年代和70年代的城镇人口增长，则主要来自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城市化没有多大关系。
由于人口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大中城市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发展镇的数量和规模就成为1978年以前农村城市化的一个可以选择的途径，即农民通过建立和发展镇来实现自己的城市化。实际上，由于大城市土地资源的昂贵和其他问题，小城市化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特点。但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下，由于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和农村商品生产和集市贸易的萎缩，镇的人口增长很慢。据统计，1953年全国镇人口为3372万人，1957年则降为3047万人，1965年增长为3793万人，1970年为4576万人，1978年为5316万人。1978年仅比1953年增加57.65%，低于全国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同时，镇的数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1954年全国共有建制镇5400个，1957年则减少为3596个，1963年进一步减少到2877个，到1978年，全国镇数降至2850个。由此可见，在1978年以前，“镇”并没有成为农村城市化的基地。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①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②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③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④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⑤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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