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说中国落后，在于它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毫不需要科学。李慎之说，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科学？理由十分简单：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的理论，没有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不清中国人的发明实质，大多是技术而很少是科学。191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学与术》，其中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严复在《原富》一书的按语中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我们可清楚看到科学的发展过程，简述如下：原动力为“求知”。求知的过程为：由自然现象（或实验）的观察，形成观念；为了解观察的结果乃引作理论，亦即作各观念间关系的假设（数学中的所谓函数关系）；由此假设，进行逻辑推论；将推论结果与更多现象进行比较；做实验与推论验证；修改原作的假设（理论），使之与所有已知的现象及实验相符；做更多的实验并进行验证。此过程不断地重复：新观察、新实验、新理论，如是不断地扩展我们“问题”和知识的范围。虽然科学发展的结果可能很大的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但科学探索者的主要原动力，多不是以求物质的收获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不为选定目标所局限，而是无止境地为“求真”前进的。16世纪，欧洲近代科学迅猛发展，我们则还停留在原地踏步的状态。我国不仅没有类似西方的科学发展（如上段所述），且连之前领先的技术性发明，亦大大减少甚至中断。
社会不良世俗文化使人没有信仰、没有爱心、没有信心，使得企业主没有认知和建立包含有普世价值观在内的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企业主在企业经营行为中，所在企业范围内传导出的同样是没有信仰、没有爱心、没有信心的理念。于是企业表达在具体经营活动中会表现出没有长远经营思想和目标、只追求短期利益、追求经营行为的简单化、暴力化并成为不问过程的结果主义者。
在这种经营行为和思想的指导下，企业文化毫无建树，看似是一个企业，实则徒有其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真企业。一个没有素质的企业，必然不会具有良好的体质。一旦遇到挫折，哪能经得起大风大浪的颠簸？不良的社会文化在企业创建之初就不能启发企业建立正确的创业理念，这样的企业实质上就是一个短命的企业，是一个从一开始就知道未来命运的企业。当企业主和其企业一开始就染有微恙时，三十多年硬撑，也实在是一个奇迹了。
丰田的理念是：通过追求“生产更好的商品”来为社会作贡献。丰田自创业以来，一直坚持这样的一种经营理念。
成立于1937年的丰田汽车公司，在战后不久就面临破产危机。由于发生劳动争议而解雇了职员，丰田的创立者丰田喜一郎失意地哭着离开了公司，至死都没有返回丰田。
一个是丰田理念，一个是丰田理念的创立者，这两点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全景式的丰田素描。这样一幅丰田画像，让我们讶异于丰田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企业的欠缺。
为解雇员工而哭泣的老板，在我们当今的世俗文化中恐怕会成为一种耻辱，但在丰田的历史上或世界企业史上却成为一桩美谈。
而这一切，在表面看来是出于丰田公司，实际是出于日本社会。
日本于1868至1912年实行的“明治维新”是公认的改变日本现代史的划时代变革。但很少有学者把当代日本工业的发展和其一百年前的政治变革联系起来。一般人在进行中日企业比较时，往往只说现象而舍去现象后面的文化、社会、民族本质。
在今天制造业的困境里，我们要说如果没有100年前、就算在我们今天看来也颇新颖别致的日本政治变革成果，今天就不会有丰田及一大批举世闻名的企业和一个经济大国。
在不良的社会文化和体制下，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因为具有某种资源而选择了做“企业家”。
什么是不适合做企业的人？即一些不知企业为何的人和明知企业为何但没有很好的个人素质的人。前者是指企业在与社会所有关系中的责任问题，后者指在承担企业责任时个人能力和客观条件不够的人。
不适合做企业，但其具有某种资源，于是不良的社会因素开始把一个人推上了企业家的尊位。这种悲剧的成因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社会性的因素，这种悲剧既是制度性的缺感也是文化上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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