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发展模式之困
近年来埃及的动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埃及经济发展的困境。埃及经济发展战略长期存在着两个突出问题：一是严重依赖外援，特别是对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依赖。自萨达特时期起，美国每年为埃及提供十多亿美元左右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埃及长期是仅次于以色列的世界第二大美援受援国。穆巴拉克政府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埃及的重要援助者之一。穆尔西政府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48亿美元的贷款举行了多次谈判，但未果。严重依赖外援，使埃及经济常常受到外力的干预，这严重影响埃及的经济主权。为获得经济援助，埃及只能被迫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进行经济改革。
二是经济失衡，对民生问题关注不够。埃及拥有较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但服务业比重尤为突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旅游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吸纳就业人数400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6%。旅游业每年创造的外汇收入占全国外汇收入的20%，位于埃及四项主要外汇收入之首。以2008/2009财年为例，旅游外汇收入为105亿美元，其次是石油、天然气为95亿美元，侨汇为82亿美元，苏伊士运河为47亿美元①。但埃及的经济增长忽视了可持续发展和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民生有关的领域进展不大。据埃及财政部的数字，政府工资、津贴和债务偿付总计占到政府总开支的74%，这使得财政预算无法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预留多少空间。过去十年，埃及教育预算不断收缩，而学生规模却不断膨胀。教育在预算中所占比例从2001/2002财年的17%降至2011/2012年的10.6%，同期高等教育的预算支出更是被缩减一半。更严重的是，经济发展成果被统治集团及其与之有关的少数人所占有，如萨达特时期的“肥猫”阶层和穆巴拉克时期的权贵集团，而普通民众工资收入下降，特别是妇女和青年人失业严重，导致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因此，“追求言论自由和争取民主参与只是革命的表象，而大多数劳动阶层，包括中产阶层被排斥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之外，才是产生革命的根本原因。”①
穆尔西执政后，由于政局动荡和权力斗争的白热化，根本无法提出深思熟虑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切实可行动的经济举措，导致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民生问题更加突出。有评论指出：“埃及需要一个整体的宏观策略和有效的财政与税收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提高工资及扩大内需。全世界的经济体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之一：通货膨胀或者停滞状态。最差的事情就是两者叠加，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同时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这就是现在的埃及。”②
（三）民主化之困
埃及民主化进程的起步在中东国家中并不算晚，但埃及的民主化进程一直存在着难以破解的困境，即民主化的意图与结果相悖。从埃及执政者而言，希望民主化举措能够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是追求一种威权主导下的良主，即不触动威权政权垄断权力的格局，并通过形式上的民主来增强政权的正当性，为威权主义政权注入合法性因素”③。但民主化进程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萨达特放开党禁，意在增强其统治基础，却使反对派力量大增，使其政策面临反对党的严厉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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