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具体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信用水平低下；逃税现象；财务失真；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劳工问题等。由于中国曾一度长期存在卖方市场，对于企业的种种反伦理行为，消费者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在软弱的消费者面前，企业追逐私利的动机使其一步步远离伦理的要求。且现实生活中常有“知道，但做不到”以及“要求别人做到，但自己做不到”的现象。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谢遐龄教授主持的“企业的社会责任”项目之“民众调研报告”显示，公众对企业的伦理现状评价普遍偏低，但对企业伦理又有着近乎理想化的期望，比如对“诚信”、“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问题的看法。这就导致了第一个矛盾认知，即企业伦理现状与社会民众期望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认知是社会民众的期望与其自身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在遇到具体案例时，民众在企业应该遵守的基本伦理标准上放松了对它的要求，比如当面临“企业停产将有很多人失业”或盗版带给消费者的短期利益时，明显偏离了期望中的合法或合理准则。又如，诚实虽然属于儒家文化体系强调的基本伦理规范，但是在具体生活中，人们往往还认为某些事情应该心照不宣，甚至可以适当撒谎，这就与西方基督教伦理规范要求严格的诚实之间发生冲突。可见，在实际生活中，民众在企业伦理问题上的作为与其认识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性。这也说明这种认识与真正的认同还有一定距离。在中国，既无西方新教伦理式的宗教教义约束，又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和成长阶段，企业伦理还远远没有为民众所内化。①新的经济关系、利润动机和古典资本主义的幻想，再加上缺乏成熟的公司理论、公司意识形态和公司伦理，使一些企业或个人缺乏法律的和伦理的底线，导致中国企业的伦理状况参差不齐，粗野与文明并存，一旦参与全球化，粗野也因此溢出。
也正因为处于经济转型期，中国的企业伦理在摆脱思想束缚的同时，出现了伦理的逆向运动，可称之为企业伦理的“异化”现象。在企业的自主性、趋利性、竞争性和平等性增强的同时，也使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片面理解或歪曲。自主性可能强化了“自我利益”的倾向，趋利性助长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潮，竞争性促使一些企业不是刻意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是不择手段毁掉对手，平等性中体现的等价交换的原则被无限扩大，使某些企业权力寻租而改变社会公平分配的目的和意义，①强调个性而产生逆反心理，不关心集体和他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逆向运动或是异化？台湾学者杨国枢在《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科学观点》一书中认为，中国曾经是一个泛道德的社会，道德价值尤其重要。但是，中国人一开始，就在知识阶级中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使道德价值与功名事业的富贵价值并列，同为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其后又因“为富不仁”影响力过大，甚至是“人无横财不富”的影响，使道德价值降为求富贵的工具，社会的大部分人，只见富贵，不见道德。这是目标变工具，工具变目标的结果。②
在西方企业伦理的发展中，却存在着一个反向的过程。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发展，从追求“个体卓越”向“整体和谐”过渡，从“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融合，从“单纯追求利润”向“兼顾利益相关者”转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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