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点使得创业精神在行业间的分布极不平衡，并导致行政垄断性行业缺乏新企业的进入与取消管制的行业过度进入同时并存的二元格局。例如，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石油等行业由于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潜在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为创业精神改进技术效率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与此同时，在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及鞋帽制造业、皮革制造业以及家具制造业等取消管制的行业，大量新企业进入所产生的市场竞争已使得资源配置逐步恢复到最优路径，从而创业精神对提升这些行业的技术效率的作用越来越有限。所以，创业精神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在行政壁垒越大的行业越明显；而对全部行业而言，其促进作用已经变得并不显著。
在引言中我们提到国内学者关于新企业进入与市场效率之间关系的争论，上述实证结果为这一争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国“渐进性”改革的制度环境扭曲了创业精神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分布状态。一方面，在取消管制的行业往往容易形成过度进入，创业精神对其效率改进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递减趋势；另一方面，高壁垒行业则缺乏新企业进入，此时创业精神的纠错机制对其效率改进作用十分显著。这也意味着一些行业的过度进入恰恰是由于政策限制了另一些行业的市场进入权，并不属于整体的重复建设。5.6.2.2企业家创新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钓影响创新精神（EI）对技术非效率的回归系数为-7.2787，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水平检验，说明在位企业的常规化创新对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通过比较EV和EI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企业家精神促进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动力机制已逐渐从基于行业间要素重置产生的结构红利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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