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如何看待经济与文化的激烈斗争，经济人类学家们在“形式主义”学派（ formalist）和“实质主义”学派（substantivist）的辩论之间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场辩论主要基于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1日至1964年4月23日）和乔治·道尔顿（George Dalton）的论战展开。这些早期经济人类学的评论家宣称社会的物质供应嵌入文化中，经济作为生活的单独部分，这种情况显然只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家庭单位或者社会的文化和经济是不可分离的。所以他们辩称，所有社会和时代中对市场实践的经济类似物的寻找是错误的。不用说，这对于那些相信市场作为唯一的社会组织工具是无效的，或者市场必须是有限的或者在某些方面得到约束，又或者可能在所有情况下对不能决定市场分配的人来说是相当有趣的。人类学家普遍总结出文化是强大而重要的，经济交换和决策并不总是有别于其他关系，但是现代经济分析是一个思考交换和关系如何进行的强大工具①。大多数早期的经济人类学家的工作是大量描述性的，详细描述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事实。在1957年，卡尔·博兰尼出版的《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拉开了形式主义者和实质主义者之间的巨大论战的序幕。这场论战是最出名的，也在很多方面巩固了经济人类学领域②。一方面，形式主义者相信理性选择的原则是普遍的，并对分析“原始经济”是有用的；另一方面，实质主义者则相信不同社会的经济是基于不同的逻辑进程，因此，应该从他们自身的环境
条件来了解他们。
卡尔·博兰尼是一位匈牙利知识分子，他因反对传统的经济思想和极具影响力的书——《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而出名。他认为，19世纪前，人类社会的经济体制并不是基于交换的市场原则，而是以互惠和再分配的关系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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