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研究丛书：比较 制度经济和产权理论》：
法国和西班牙是竞争失败的国家。17世纪的法国仍实行土地的世袭占用，没能有效地重新组织耕地，使16世纪的人口增长造成的土地收益递减及阻挠有效调整和新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造成了法国17世纪的农业日趋衰落，而行会、垄断和地方市场的保护，又使其经济丧失了可以从交易部门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法国17世纪经济未能长期稳定的增长是由于没有发展有效的所有权，从而不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陷阱”，本质上是食物生产、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供给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或人口对食物、资源需求增长的速度太快，以致形成矛盾。当对立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容忍到达一定极限，则人口生产、食物资源生产或经济发展，必然因为战争爆发、经济危机、自然灾难的强制解决而最终倒退。而其突破则是通过重要的发明和创新，制度发展使社会收益率和个人收益率趋于一致，使经济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马尔萨斯陷阱”在1316世纪制约了欧洲国家的发展。）而另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家——西班牙，曾经征服了海洋，获得了世界。但像潮水一样涌人的财富，几乎都用来支撑为宗教信仰、为殖民扩张而进行的战争-，而没有用来发展真正地能够让国家富裕起来的工商业，更没有发展维护其长远发展的制度。势力强大的王公贵族不愿意看到工商业的发展导致新兴势力的崛起，他们曾经荒唐地把数以万计从事工商业的外国人，从自己的国土上赶走了。西班牙逐渐习惯了不投资本国的工业，久而久之国内工业极度萎缩，而货币急剧贬值。由此可见西班牙和法国的衰落在政治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荷兰成功的经济增长。“荷兰是17世纪西欧第一个逃脱马尔萨斯抑制的国家。商业贸易的发展是近代荷兰发展的聚动力。由于没有特权、行会、垄断，荷兰得以大规模地采用早已被意大利人发展的随着人口增长所刺激的创新，而随着商业的发展，西欧的资本市场在17世纪集中于荷兰，并随其资本要素在工业和农业中代替了其他生产要素，使其成为资本密集部门。因此，荷兰农业的基本制度即私有制、自由劳动力和市场等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这就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先进部门的利益幸运地结合在一起，发展了有效的经
济组织，产生了在人口增长的同时，人均收入持久增长”。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出现在荷兰？道格拉斯·诺斯解释道：“因为这些过去的西班牙省份是欧洲第一个具备所有权制度和权利体系的国家，该体系可有效发挥个人积极性，保证把资本和精力用于对社会最有用的活动。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不过是一种新现象，即经济增长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能说明问题的迹象。经济增长的起源可以远远追溯到前几个世纪所有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过
程，该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
英国的辉煌。“17世纪，英国仿效尼德兰的所有权和制度规定，到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力的下降使劳动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稍后又进一步得到专利法的鼓励：资本的流动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手中并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框架。由此，英国发展了一套包含在习惯法中有效的所有权，为产业革命布置就绪。”
正是在英国自由、较为宽容的环境中，专利制度和有效的激励制度得以创新，一系列新科技新发明得以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在这里牛顿开启了引发科学革命的钥匙；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使人类从此开始拥有自己创造的动力；斯密挥动着“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新的经济秩序。
以上诺斯关于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法国和西班牙在竞争中失败的原因的描述以及在成功的荷兰和英国的描述，无疑不渗透着其核心观点：西方之所以产生了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形成了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权的确立。而英国和荷兰成就的根源也正是由于一系列制度的创新，激励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大部分主体，充分地释放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潜能；而法国和西班牙的没落也恰恰在于新的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制度的缺失，相反，保守、排斥新生势力发展的制度占了上风，因此，竞争的结果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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