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公有制和指令经济”的极权主义并不是理性主义的产物，而是特定专制文化传统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大规模计划经济的源头是苏联，苏联计划经济的根子，是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和它本身的传统农村公社，加上后来快速工业化对抗西方的愿望和大萧条的历史背景。社会主义思潮也许是法国笛卡尔“建构论理性主义”的一种结果，但推行“公有制和指令经济”的极权主义，却是政治强人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尸”，还专制文化传统的“魂”的结果；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一些文化中会比在另一些文化中更有市场。
把“利益之争”转换成“真理之争”，这是哈耶克在用学者的思路去套政客的思路，这是一种学者中常见的“自发的移情”。当哈耶克用自己夸大理性作用的错误思路（认为理性主义导致计划经济），去强化论敌的类似夸大理性作用的错误思路（认为理性计划能够配置好经济资源）时，这种“自发的移情”就变成了“自发的扩展移情”。哈耶克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论敌夸大的，是理性设计在计划经济中配置资源的经济作用；他自己夸大的，则是理性建构在推动计划经济形成上的政治作用；哈耶克所批评的“建构论理性主义”其实说的“正是阁下自己的事情”。
但是.苏式计划经济只有在极权控制的基础上才可能施行，没有极权控制，任何理性设计观念都不可能导致苏式计划经济；理性设计只是极权控制的工具，极权控制甚至能使理性设计变成“反理性设计”。计划经济的要害是计划价格机制取代市场价格机制，西方国家在某些历史时期的国有化或指令政策，其运作背景依然是市场价格机制。如果一定要说各种经济计划有程度上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的背后主要也是国家权力的程度差别，不是理性设计观念的程度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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