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要完全证明“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个命题，仅仅从18世纪以后美国经济崛起是不够的，因为美国保护产权的“制度环境”已经形成。一个自然的延伸就是要从“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是否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绩效”这个视角来研究，于是在1973年，诺思与托马斯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从公元900年开始，直到工业革命前夕1700年，简明扼要地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借此解释它们不同的经济绩效。这里主要的对比对象是荷兰、英国的成功与法国、西班牙的失败。这里的逻辑线索是，人口压力一商业发展一民族国家出现一保护产权的制度一经济增长。其中关键环节是为逐步兴起的、代表新的社会发展方向的商人阶层以及制造业及其相关的产业和组织在法律上提供新的所有权保护。法国和西班牙统治阶层设法提高自己政权的税收，强化武装，垄断税权，限制竞争，抑制了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结果生产萎缩，经济衰弱了；而英国和荷兰，发展各种制度来限制王室的绝对垄断权，保护私人产权，积极发展商业和贸易，扩大税基，通过鼓励生产来提高国家收入，从而经济发展了。通过这种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产权制度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比较，证明了他们提出的理论命题。
2.以经济理性的视角，通过多个维度解释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即使在整体上看似无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那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的理性选择，是一种经济效率假说
这种观点在这个时期集大成之作《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诺思把他的研究在时间维度上拉得更长，从大约一万年前的第一次经济革命出现（农业革命）一直到18世纪第二次经济革命开始（工业革命），诺思利用他建立的新古典式的产权制度分析框架，解释了在外在人口压力下，西欧社会如何实施有效的产权制度，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取得人均收入增长革命性突破的过程。诺思这个时期建立的新古典式的产权制度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其中，“产权是描述个人和团体的激励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国家是产权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而意识形态则是解释各种不同的关于现实的观念如何影响个人对变革‘客观’环境的反应”（诺思，1981，中译本，2007）。无论是国家的行为，还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它们对产权的功能主要是从经济效率角度来分析的。
（1）对于国家，由于产权的建立和实施并不是免费的，而国家作为独立的第三方，作为产权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显然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现实的国家总是由某个组织或个人代表的，它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暴力工具，虽然有国内外竞争者的潜在威胁，无效的产权制度在现实社会中依然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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