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经辩论后大家一致认为：此举将使10多万生活在最下层、以捡垃圾为生的进城农民失业，而在一个民选政府眼里，人民的生存权、就业权，应当高于观光权、旅游权，应当把保障贫苦农民就业作为“最为国争光的事来办”。另外，机械拆解、分拣远不如人工精细，不仅回收率将大打折扣，而且还使大量本可以降级为弱势群体使用的“二手货”被粉碎、填埋。结果，政府不仅取消了建立现代化垃圾场的计划，而且还拨出巨款用以改善“资源再生工作者”的工作、生活环境，因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正是由于印度把农民的生存权、就业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使贫富差距迅速缩小。这对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我国，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如今，深受5亿农村剩余劳力困扰的印度，已经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成功实践中认识到，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资源再生产业，是解决印度资源、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于是他们把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定为本国的战略目标。他们一方面制定种种优惠政策与中国争夺再生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大幅度提高专门针对中国的矿石出口价格，甚至准备停止出口矿石，或只出口贫矿，以加大中国的污染、能耗和生产成本。
而一旦我们唤出的“鸟”飞入印度的“笼”中，即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将有数以亿计的低文化贫困人口失业并由此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问题，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只要农民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说到底，仍然是一个农民问题。因此，对我们“公信度”、“执政能力”和建设“和谐社会”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割断我们与广大农民的血肉关系。而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成为未经大多数授权的“少数党”，成为少部分先富起来者的“私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就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政府”。不是代表少数人，就是代表了大多数。因此，“以人为本”首先要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为本。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制定的所有政策，实际上都是在反映某些“利益集团”的爱和恨。既然我们是代表了“大多数”，那么，我们制定的所有重大政策，都首先要考虑8亿“主人”的利益。不要忘记，我们是父老乡亲用小车推出来的执政党。忘记了这点，就意味着背叛、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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