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全球最尖端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2001年，因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
　　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观点，是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著名的专家。他的教材是世界上畅销的教材之一，他的著作常能引起学术界和大众的共鸣。
　　近期代表作：《不平等的代价》《自由市场的坠落》《对我们生活的误测》《全球化及其不满》。

　　第2章  寻租与不平等社会的产生
　　美国的不平等并非偶然形成，而是人为制造的。虽然市场力量起了重要作用，但又并非只凭市场力量本身。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经济规律普遍存在，但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尤其是上层1％群体攫取的大量财富和收入）却是一项特有的美国“成就”。严重的不平等并非命中注定，尽管这种说法给人以希望，但在现实中不平等很有可能变得更糟。造成这些结果的各种力量是不断自我强化的。
　　通过了解不平等的起源，我们才能更好地寻找减少不平等的成本和收益的方法。本章论点可以简单归纳为：尽管市场力量帮着塑造了不平等的程度，但政府政策塑造了那些市场力量。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结果，既有因为政府所做的事情，也有因为政府没做的事情。政府有权把钱从社会上层转移到中底层，反之亦然。
　　在上一章我们提到，美国当前不平等的程度超乎寻常。与其他国家甚至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当前不平等的程度非常严重，并且还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加。过去人们还常说，观察不平等的变化就像观察草的生长：在短时间内是难以看出变化的。但现在不是那么回事了。
　　甚至在这次经济衰退中发生的情况也超乎寻常。通常来说，当经济变弱时，工资和就业都调整缓慢，因此随着销售下降，利润以超比例的速度下降。然而在这次衰退中，工资部分的确下降了，但许多公司却盈利颇丰。
　　解决不平等必定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我们必须要遏制上层群体、巩固中层群体、帮助底层群体。每一个目标都需要各自的计划。但是为了制定这些计划，我们必须要更好地了解造成这种异常不平等的各个方面的背后原因。
　　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这种不平等很独特，但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件新鲜事。在西方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在很多方面表现得更为极端。当时，宗教既解释了不平等又辩护了不平等：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之所以在那儿，是因为神授的权力。对此质疑就是对社会秩序的怀疑，甚至是对上帝旨意的怀疑。
　　然而，对于古希腊人以及现代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而言，这种不平等并非预先注定的社会秩序。权力（经常是军权）是这些不平等的根源。军事主义与经济学有关：征服者有权从被征服者那里获取所需，并且想要多少要多少。在古代，自然哲学一般不认为把别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有什么错。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希德狄斯（Thucy dides）的那句著名论断：“一般来说，只有势均力敌时，权利才会被考虑；否则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委曲求全。”
　　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来巩固或者最起码维持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教育水平和财富水平。有经济学家甚至说不平等取决于金钱和人力资本等禀赋的分布。
　　美国政府履行这些职能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社会中不平等的程度。在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有利于某一群体而不利于其他群体的微妙决策；每个单一决策的效应也许不大，但大量旨在利于上层群体的决策积累起来的效应就非常显著了。
　　相互竞争的力量可以限制超额利润，但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市场是有竞争的，那么就可能产生大量的垄断利润。相互竞争的力量本该可以限制高管人员的超高薪酬，然而在现代公司中，CEO大权在握——包括有权决定他自己的薪酬，当然是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在很多公司中，CEO甚至有相当大的权力来任命董事会，于是这样一个事先运作好的董事会就没有什么监督力度了；股东的发言权更是微乎其微。有些国家制定了较好的公司治理法律来限制CE0的权力，比如，通过要求董事会必须要设立独立董事或者股东在薪酬制定方面必须要有发言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制定能有效执行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法律，那么CE0们就会给自己发放超额奖金。
　　累进税制度和公共支出政策（也就是对富人多征税并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限制不平等的程度；相反，那些把国家资源给了富人和关系网络强的人的政府政策就会增加不平等。
　　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行方式正越来越增加结果的不平等并减少机会的平等。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的政治体制给了上层群体过度的权力，后者通过运用权力不但限制了再分配的程度，而且还制定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从公众那里攫取了大量只能被称作是“厚礼”的利益。经济学家们给这类活动起了个名字：寻租（rent seeking），即收入的获得不是因为创造了财富而得到应有回报，而是攫取了大量即便没有他们的努力也会被创造出来的财富（本章稍后将对寻租的概念给出一个更全面的定义）。那些上层人士们已经学会怎样以局外人意识不到的方式从社会大众那里“吸金”——那才是他们的真正创新。
　　据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顾问让一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曾讲过：“征税的艺术在于既从鹅身上拔取最大量的鹅毛，却又让鹅发出最小量的嘶嘶声。”这句话也适用于寻租的艺术。他们还试图影响人们的看法，使得那些原本会令人憎恶的收入差距变得可以接受。
　　当神权的观念在早期独立的主权国家遭到拒绝时，那些有权人便寻找其他基础来维护他们的地位。随着强调个人尊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造就了庞大城市社会底层的工业革命，找到新的理由来辩护不平等已成为当务之急。
　　从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至今仍盛行的主流理论“边际生产率理论”，说的是那些有更高生产率的人得到了能够反映他们对社会更大贡献的更高收人。通过供给一需求定律，存在竞争的市场决定了每一个人的贡献的价值。如果某人具备稀缺并且有价值的技能，市场就会因为他对于产出的更大贡献而充分奖励他；如果他没有技能，他的收入就会低。当然了，技术决定了不同技能的生产率：在原始农业经济中，身体的力量和耐力是起决定作用的；但在现代高科技经济中，智力的作用就更大。
　　通过供求定律，技术和稀缺性在塑造今天的不平等中发挥着作用，但是还有其他东西也在起作用，那就是政府。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时强有力地造成了不平等。在现代经济中，政府设定并强化游戏规则——什么是公平竞争、什么行为被认为是反竞争和违法的、当债务人无力支付欠债而破产时谁得到什么、什么是欺诈行为、什么是被禁止的。政府也分配资源（既以公开的方式也以不那么透明的方式），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支出，政府还调整了收入分配，这种收入来自受技术和政治影响的市场。
　　最后，政府还改变了财富的动态，比如，通过对遗产征税和提供免费公共教育。不平等不仅取决于相对无技能的工人，市场支付给有技能的工人多少钱，还取决于一个人所学到的技能水平。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许多穷人家的孩子连基本的医疗和营养都负担不起，就更别说接受教育以获得高生产率和高工资所必需的技能了。政府可以影响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继承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父母的说得直白些，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前者为社会增添财富，后者通常减少社会财富，因为在掠夺财富过程中，财富遭到了破坏。对其产品索价过高的垄断者不但从购买者那里获得暴利，而且同时破坏了价值；为了获得垄断价格，他必须限制产量。
　　令人遗憾的是，就连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也经常不满足于他们创新或创业所带来的财富，有些人最后采取了不当行为，比如垄断定价或者其他形式的抽租（rent extraction）行为以获取更多的财富。仅以一事为例，19世纪的铁路业大亨们通过修建铁路为社会提供了一项重要服务，但他们的大量财富是来自于他们的政治影响——获得了铁路两侧大量的政府赠地。时至今日，在铁路大亨曾主导经济的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上层的大部分财富以及下层的一些苦难——仍然源于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
　　当然，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并非都是因为寻租或者政府向上层群体倾斜游戏规则，市场和社会力量（像歧视）也都起了作用。本章主要讨论在美国社会中寻租所采取的多种形式，下一章将讨论其他决定不平等的因素。
　　一般原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不平等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个人追求私利会增加所有人的福利，在这过程中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金融危机余波尚存的今天，没有人会说银行家追求私利增加了所有人的福利，银行家的行为充其量增加了他们自己的福利，而社会其他成员承担了成本。这甚至都算不上经济学所谓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即一人所得完全等于其他人所失；它是一种负和博弈（negative-sum game），即赢者所得少于败者所失。社会其他成员失去的要远远大于银行家们所得的。
　　为什么银行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却成了社会其他人的灾难呢？原因很简单：银行家的激励与社会的收益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当市场运行良好时——也就是以亚当·斯密假设的方式运行时，就是因为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很好地协调起来，也就是说，个人收益与其社会贡献一致，就像边际生产率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根据该理论，每个工人的社会贡献完全等于他所获的补偿，生产率更高的人（也就是社会贡献更大的人）得到的工资也更高。
　　亚当．斯密自己也清楚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会出现分歧的一种情况。正如他解释道：“同行业的人极少为了娱乐和消遣聚在一起；就算坐下来交流，其结果要么是针对公众的阴谋，要么是抬高价格的诡计。”市场靠其自身经常不能产生有效率和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在纠正这些市场失灵方面就需要政府的作用，即设计政策（税收和管制）以使个人激励与社会收益一致起来。（当然了，关于政府这方面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都存有争论。）但是今天几乎没有人再相信不受约束的金融市场（它们的失败给社会其他人强加了如此巨大的成本），也不相信应该允许公司不加限制地掠夺环境。当政府职能行使得好时，一个工人或一个投资者所得收益实际上等于其行动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当二者不能一致时，就是出现了市场失灵，也就是说，市场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个人回报与社会收益结合得不好，可以归结为下列原因：竞争是不完全的；产生了“外部效应”（即某一方的行动对他人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或正面影响，但对此他既不必承担成本也不能享受收益）；存在着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即市场交易的某一方掌握的信息其他人不知道）；风险市场或其他市场缺失（比如，人们买不到针对他们所面临的许多最重要风险的保险。由于几乎每一个市场都存在着一种或多种上述情况，所以很少有人认为市场总体上是有效率的，这就意味着政府可以发挥巨大的潜在作用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
　　政府从来无法完美地纠正市场失灵，但是有些国家的政府做得比其他国家的要好。只有当政府在纠正最重要的市场失灵方面做得好了，经济才会繁荣。在大萧条之后的40年里，良好的金融监管不但帮助美国也帮助世界避免了重大危机。但自20世纪80年代解除管制以来，在随后的30年里发生了许多金融危机，只不过2008～2009年这场危机是其中最严重的。但是那些政府失灵绝非偶然：金融部门运用其政治势力确保市场失灵得不到纠正，那样他们的私人收益就会一直保持远远超过他们的社会贡献——这正是导致肿胀的金融部门和社会上层那种高度不平等的一大因素。
　　塑造市场
　　接下来我们将描述私营金融企业是如何使市场不能良好运转的。比如，就像斯密指出的，企业有想方设法减少市场竞争的动力；企业还努力确保政府不出台强硬的法律禁止它们从事反竞争行为，或者，即便出台了这样的法律，也确保它们不能被有效执行。商人们所关心的自然不是提高那种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福祉，甚至也不是为了使市场更具有竞争活力。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为了使市场为他们服务，使他们挣更多的钱。但这种行为的后果通常是一个缺乏效率并存在更多不平等的经济。对此，仅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当市场存在竞争时，高出正常资本回报的利润就不能维持下去，因为如果某一公司的利润高于廉价出售商品时的利润，那么竞争者就会通过降价来试图抢走顾客。随着公司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价格就会降到利润（高出正常资本回报的部分）为零的那一点，这对于寻求大利润的人来说就是灾难了。在商学院，我们教学生如何去发现并创造竞争障碍（包括进入壁垒）以确保利润不被侵蚀。实际上，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过去30年里某些最重要的商业创新不是关注如何使经济更有效率，而是关注如何更好地确保垄断权力或者如何更好地规避那些旨在使社会收益和个人回报统一起来的政府管制。
　　使市场变得不那么透明，这是商人们喜欢用的手段。市场越透明，竞争就有可能越激烈。银行家们深谙此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直全力兜售金融衍生品，也就是那种导致美国国际集团（AIG）破产的风险产品，。这类产品是在“场外交易”市场的阴影里进行的。在那样一个市场里，顾客难以知道自己是否买了合适的产品。所有交易都要经过谈判，这与在更开放、更透明的现代市场中做生意形成了鲜明对照；并且由于卖方一直在做这种生意，而买方只是偶尔进入，因此卖方比买方掌握了更多的产品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谋利。这意味着一般来说，卖方（金融衍生品的销售者，即银行）可以从顾客那里赚取更多的钱。与此相反，设计良好的公开拍卖可以确保商品到达最重视它们的人手中，这是效率的一个标志，因为存在着可以公开获得的价格指导人们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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