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元伦，1938年5月出生于浙江慈溪。1950年～1956年在浙江余姚第二中学就读，高中毕业。1956年～1960年先后在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贸易经济系就读，大学本科毕业。1960年～1993年，先后在中科院经济所、世界经济所和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工作。其间，曾在中国驻波恩使馆任职；在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当访问学者；1988年～1993年任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副所长；1993年～2000年任欧洲所所长；现任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欧洲学会会长。

　　《欧洲的经济改革》作者从事欧洲经济研究已逾半个世纪。最近15年，由于日益强烈地意识到欧洲经济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甚，直至陷入目前的困境难以解脱，作者遂把“欧洲的经济改革”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全力倾注。《欧洲的经济改革》就是这十来年的主要研究成果。这些文字力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欧洲经济困境究竟缘起何方及其前景。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欧洲许多国家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欧洲需要重新现代化。面对全球最近20年大约有20亿勤劳而又廉价的“新”劳动力投入国际经济竞争，面对号称已经实现、其实尚未真正做好的欧洲内部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以及面对依然相对“封闭”、“守旧”、僵化的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与结构，这些国家缺乏通过改革来达到必要的成功作为，更谈不上“马不扬鞭自奋蹄”的进取精神，最终导致如今积重难返的经济困局，深陷污淖。不过，欧洲依然有希望。它的前途系于改革与联合，即必须进行深刻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改革和进一步推动联合，这在民主国家集中、民族特性强烈的欧洲并不容易，但毕竟还是在徐徐前行。这是《欧洲的经济改革》的重点。第二，作者对欧洲200年的发展观作了历史回顾，意在提醒人们从中可以吸取不少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现今改革。第三，作者对欧洲头号经济大国德国经济的若干方面作了一些剖析，把它作为欧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案例，供读者比较、思考。

　　欧盟国家的经济改革
　　欧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欧盟经济一度跌入谷底，目前正踏上艰难复苏的轨道。未来欧洲的命运取决于它对全球化的全面适应能力，取决于它对一体化的创新吸纳程度，取决于它在新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归根结底取决于欧洲的经济改革。作为推动欧洲联合的欧盟的发展动力，欧盟经济改革不仅需要独当一面地提升欧盟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并且还要联手欧洲共同承担起推动欧盟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历史使命。
　　一欧盟国家经济改革背景
　　欧盟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是欧洲在近现代和当代全面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当今欧洲经济力量的相对局限性，则同它最近30年，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不及美国与“新兴国家”等密切相关。欧盟经济的这种相对不振主要根源在于旧大陆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它们交互来自三个“不适应”，即欧洲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欧盟及其欧元区各国尚未全面适应欧洲统一市场与欧洲统一货币（反之，统一市场与统一货币至今也还没有充分发挥其积极影响），以及欧洲迄今还尚未认真着手适应它需要重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一）欧洲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与美国和其他某些国家相比，欧洲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总体趋向下降。欧洲人清楚地意识到随着冷战消逝后美国式全球化的大踏步挺进，欧洲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将面临更大的新考验。多年来，欧洲的经济与就业增长不及美国等国，而伴随着这些增长不平等的，除了世人通常说到的世界各地区之间、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愈益加剧的收入、财富之类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之外，还有欧洲同美国和“新兴国家”相比在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不平等”也正在进一步变得对欧洲不利。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带来机遇与便利的同时，又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着更严酷的竞争，使它们的发展更易受世界经济局势、国际贸易、金融和资本运动的影响。全球化被法国前总理诺斯潘称为“世界化”，并明确指出了它的含义：世界化是我们发展所面临的现实。不过，这种现实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愈来愈多的不平等；其次，它有利于发现人类的多样性，但本身又孕育着同一性的危险；最后，它释放出一定的能量，但也导致一些需要控制的消极力量。 \[法\]《回声报》2001年4月10日。在上述三方面的“两重性”中，欧洲人目前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所须应对的消极力量显然大于美国人。
　　经济全球化使作为欧洲经济模式根基的社会福利制度面临严峻考验，劳动、资本、政府三者无不如此。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变得国际化，资本向社会工资较低因而更具竞争性劳动力成本国家的流动成为可能，高劳动力成本经济的工作岗位将流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经济。这使得西欧各国政府“随意”实行财政货币政策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为维持就业或追求再分配宏伟目标而实行的庞大的赤字支出将受到惩罚；“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政策成为影响欧盟许多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一大决定性不利因素；政府各自独立制定社会政策的自由受到削弱；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模式和“充分就业”政策受到严重挑战。
　　分解来看，在劳工方面，与战后的“黄金”年代（20世纪50—60年代）相比，经济全球化、快速的技术变迁、后福特主义和自由市场政策的广泛采用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弱化了劳动的就业权利，使雇员承担起失业的风险和工作条件变化的压力，减少了工作场所的自治权，增强了生活的不安定感，工资增长普遍减缓。欧盟长期形成的高福利体制和与之匹配的严格的劳动力管理机制，导致欧盟的产品成本昂贵，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目前，德、法、意等国的福利支出依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上。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均工作时间增加20%，达到每年1840小时，而欧盟15个老成员国同一时间段内人均工作时间下降20%，平均为每年1550小时。新华网：《欧盟前进方向不明确向全球第二大战略力量演化》2008年2月3日。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大大削弱了产品竞争力，使欧盟国家的整体出口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明显下降。至于长期困扰欧盟一些国家的高失业率，也是同上述高福利体制和严格的劳动力管理机制分不开的。近年来欧洲的一些企业为了逃避国内高工资、高税收负担而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尤其是向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造成国内就业岗位减少。欧盟统计局报告显示，自欧盟陷入最近这次经济危机以来，共减少就业岗位430万个，新增失业人口高达600万人。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建筑和工业领域的就业。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失业人口较2008年翻了一番，波罗的海国家的失业人口则是2008年的3倍。失业人员主要为男性、青年人和临时性工人。 Eurostat，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unemployment，July 2009.
　　从资本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如果国内政策威胁到资本利益，它可以马上转移。面对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强大竞争，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求得生存与发展，欧洲的公司企业纷纷外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有大量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由欧盟国家迁向其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此举虽然有时巩固和加强了欧洲大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但却导致欧洲资本大量外流。据最近《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世界外资流出量的几乎一半来源于欧盟国家，达到11422亿美元，特别是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但另一方面，报告也指出欧盟地区的外资流入量也大大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欧盟国家为内部共同市场扩大而进行的重组和集中过程引发了新一轮跨国收购浪潮。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使欧盟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了43%，达到8040亿美元。但是与欧盟的资本流出量11422亿美元相比，欧盟还是存在资本流失的风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基础设施的挑战》（英文版），2008年，纽约和日内瓦。同时，欧洲在国际贸易的争夺中遭遇来自美国、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强大竞争，腹背受敌，国际贸易份额减少。伴随这一趋势而来的是其所拥有的国际劳动市场份额的缩减。另外，欧洲国际竞争力的降低和世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促使欧洲内部企业兼并加剧。在兼并过程中不仅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且伴随大量的裁员。这表明流失资本等于流失繁荣、流失福利、流失就业，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随着资本和生产的全球化，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以及劳动突破民族国家界限，在全球、全欧盟范围内的加速流动，国家在与资本的“对垒”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政府决策者在对劳动阶层提供权利保护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公共支出水平的控制等经济管理领域的控制力步步后退，民族国家为国民提供就业保障的职能遭到严重削弱。为了鼓励投资，各国纷纷出台降低纳税标准、减少福利支出、降低劳动成本等一系列迎合资本的措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展开了一场世界范围的争夺投资者的竞争。为了留住现有的公司，使它们答应不把成千上万的劳动岗位转移到国外，同时惧怕资本的外流会增加本国的失业，很多政府不得不向资本低头，不得不对跨国公司的要求做出让步。以税收制度为例，为了顺应全球减税的变化以及吸引外资，欧盟许多国家纷纷进行了税制改革。英国实行单一公司税制，最高税率为30%，适用于内、外资公司，低于美、日、法、德等国水平，利润较低公司可享有更低甚至零税率。郭英彤：《宏观经济政策与欧盟地区的应用与效果评价》，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德国于2005年12月审议通过了《税制紧急计划法》，此次改革的主要目的便是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就业岗位。同上书，第42页。这些税制的改革意味着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利用财政税收政策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这不仅影响到国家调节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还使社会福利制度面临不可抗拒的巨大改革压力。
　　而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导致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的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欧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适应性。由于美欧大金融机构相互间的深入渗透，加上欧盟国家自身金融系统存在的一大堆严重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欧盟难以避免地成为危机的重灾区之一，欧盟及其成员国为挽救银行实施的“救市”措施总共耗资约达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对欧盟实体经济的打击也十分沉重，迫使欧盟国家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计划”以扶持企业，耗资超过2000亿欧元。据欧洲中央银行估计，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资本注入和购买有毒资产等措施为欧元区增加的政府债务相当于欧元区2009年GDP的3 3%。 EBC（欧洲中央银行）：Monthly Bulletin，July 2009，p 68。尽管作了许多努力，欧盟及其欧元区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比上年负增长4%，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 2009.经济萎缩程度超过美国。欧盟经济研究机构还认为，2009年让欧盟最为不安的是高额财政赤字、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和相对居高的欧元汇率。据欧洲统计局预测，欧盟27国2009年全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65%，超过欧盟规定的上限3%一倍多，总额高达8800亿欧元，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将给欧盟今后的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埋下巨大的隐患。欧盟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2009年年底27国平均失业率已经达到100%，是近5年来第一次大幅度上升。此外，欧元对美元、日元等汇率2009年相对居高不下，进一步降低了欧盟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同时还严重影响到了欧盟国家开展旅游、物流和服务贸易方面的收入。
　　欧盟国家之所以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除了上述的结构性因素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行为两方面的原因。在理论问题上，诚然，欧洲也有人早已指出了经济全球化会对欧盟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多数当政者始终缺乏勇气采取强有力的有效应对措施。1998年，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格雷就把福利国家的死亡看成是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他认为：“以为过去的社会市场经济可以在向下协调力量的作用下原封不动的保留下去，这是与全球市场有关的许多幻想中最为危险的一种。相反，社会市场体制正在逐渐被迫自己毁坏自己，以便它们能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与社会和劳动成本最低的经济体进行竞争。” John Gray：“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London，Granta Books，1998，p 92.显然，格雷正确地指出了全球化对于欧洲社会福利制度问题的重要性，但就其所面临挑战的结果与原因分析而言，格雷的判断似乎有些夸张了。事实上，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并没有死亡，而且其精神与核心也决不会死亡，但它确实迫切需要相当艰难地适应已经大大变化了的欧洲内外形势与条件。2003年，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撰文写道：“我们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基本制度——失业保险、疾病保险、养老保险和护理保险——的基础是如下这些已长期表明为有效的假设：我们绝大部分的福利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工业社会中获得的，而这个社会本身能在有规则的正常劳资关系中接近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在知识和资本自由流通、劳动市场和人口结构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我们已不再能运用这些假设了。”［德］格哈德?施罗德：《塑造未来需要变革的勇气》，刊于德刊《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2003年第5期。这就要求欧洲人变革，而施罗德本人也确实提出并实施了一项名叫《2010议程》的改革计划，不过总的来看也只是一次较小的行动。在实践行为方面，欧洲人显然对最近二三十年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及其巨大影响估计不足。自1979年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1989—1991年间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以及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踏上市场经济道路以来，经济全球化有了真正的“全球”含义，全球一下子大约有20亿“新”的劳动力投入到世界范围的激烈的经济竞争之中，他们既廉价又勤劳，其严重后果是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所始料不及的。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几十年来所形成的行为方式就显得更加不合时宜。德国人是一个典型。德国另一位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德国人长年来还受种种恐惧支配，有碍于技术进步。德国人有一种容易变得恐惧的心理倾向和拒绝改变的心理倾向。尽管目前大多数德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要好得多，却经常出现一些忧虑重重的、教派式的运动。它们把矛头指向核电站、核废料、褐煤开采、风力发电设备、高速公路建设、基因技术、吸烟、欧元、外国人等等，围绕能源政策的争论充分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即德国的公众讨论经常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种种恐惧的支配。“歇斯底里者”们还日益使自然保护变味。现代技术本来可以帮助缓解空间紧张的问题，可是，过去的灾难预言给德国人造成了恐惧，使他们对几乎所有技术进步——从超高速铁路到数据存储——都充满反感。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使德国在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都陷入一种日益危险的形势中。［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2、73、88、90页。自然，自1998年施密特说了上述这番话之后，今天德国和欧洲的气氛已经有所变化，但毕竟是迟到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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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第一编 欧洲的经济改革
欧洲的改革：理论解析与实际进展
欧元：倡导新的主题，唤起新的敏感
欧洲前途系于联合与改革——从全球化、一体化、现代化三个视角考察
欧盟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欧盟50年的存在价值
欧盟对华政策调整中的经济因素
欧盟国家的经济改革
欧盟会衰下去吗

第二编 欧洲改革的历史回顾
欧洲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与扩散
200年发展观：欧洲的经历

第三编 德国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
若干观点与做法
联邦德国的小私有制经济
德国中小企业政策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特点
德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
德国在欧债问题上的立场
德国经济历来注重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