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模式的以上特征要求选择相应的成本分摊模式。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一点上,我国的选择是理性的、正确的,换句话说,正是成本分摊模式与转型模式的高度契合,才使得转型十分顺利,发展绩效十分显著。
作出如上判断的理由如下:首先,依托现有的“官僚”制度推进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制度的实施成本。在我国,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设计和运行,只能依靠现有官僚制度下的官员(不能像苏联那样从美国得到“一揽子”设计方案,利用转型后新的“政治精英”来推进转型),必须依靠他们已经具备的相对较多的制度信息和知识,设计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新的制度。维系旧有的官僚制度基本不变,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成本,降低新制度的设计成本和实施成本。其次,借助原有的政治力量控制成本和分担成本是转型模式设计的精妙之处。一方面,它使成本支出始终在可控范围之内。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全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政府根据自身承担转型成本的能力,设计转型的路径、控制转型的速度,从而也就很好地控制了转型成本的总量和流出速度。另一方面,凭借政治优势让更多的人分摊成本,避免少数群体因摊销过多成本而阻挠转型的现象发生。凭借政治的力量在政府认为适当的时候.将转型成本分摊给尽可能多的人,这种成本分散策略具有与减少成本相同的效果,对推进经济转型无疑是很有好处的。再次,中国经济转型的设计者对新制度的信息掌握不充分,知识还比较欠缺,对未来制度的预期也不稳定,为了减少转型可能带来的损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干中学”,并在渐进转型中寻找恰当的时机和合适的对象分步摊销成本。最后,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本承担者都是脆弱的,而且承担能力也是逐渐提高的,这就要求转型的设计者必须采用分步渐进式的成本分摊制度。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处于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国家,推进经济转型步子迈得慢一些,分多步实现目标是最恰当的。
第二,“先化解成本,后实施改革”的改革推进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外部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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