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来共有八个低谷年，其中六个属于此种情况（两个稍微特殊一点的是1957年、1972年，这两年轻工业增长速度慢于重工业，但重工业增长速度仍快于投资）。这正是投资增长速度每出现一次低谷后就会重新回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轻工业为重工业的发展，轻、重工业为投资的发展积蓄了物质力量。在回升阶段和持续增长阶段，投资、重工业与轻工业三者增长速度的快慢互有交叉，不很规则。
以上诸种物质性因素与投资的相互影响，还会通过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当年生产与长远建设，总供给与总需求等重大比例关系表现出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农、轻、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重大比例关系的调整不能一劳永逸，而且也应该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这是由前述投资、重工业与轻工业三者增长速度的相互关系在高峰阶段和低谷阶段具有不同的运动规律所决定的。所以，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调整与每隔几年出现一次高峰同样是正常的现象，只是不要人为地加剧振幅。有了这个认识，当客观进程需要调整的时候，我们就应自觉地、主动地、及时地进行调整，而不致把调整视为被动的、悲观的事情。该调整而不调整，则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外在的非物质性因素主要也有以下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1.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与之相应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各级决策者与管理者大都是以任命为主的公职人员；市场机制与价格、利率、税收、工资等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不完善和不充分。这就使投资以及整个经济活动受政治形势的影响极大。政治形势可以在好、坏两个方面影响投资。就好的一面来说，在回升、高峰与持续增长阶段，可以促进投资的增长，在低谷阶段，可以保证有效地进行调整；反之，也会过度地加剧高峰，或过早、过深地跌人低谷。政治形势的影响还包括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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