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汇率反映外汇市场的开放程度。改革初期,人民币往往被高估,严重抑制了中国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和出口商(姚树洁、冯根福和韦开蕾,2006);东道国货币的贬值意味着投资国成本的降低,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因此,预期实际汇率将对FDI产生积极的影响。表6-1的回归结果证实了这一预期。
出口的估计系数和预期不相符,其在整个1979~2009年考察期都为正但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制约中国吸收FDI的决定性因素是GDP、工资和汇率等因素,出口对FDI的影响程度远低于以上因素;二是出口对FDI的影响可能已被对模型影响强大的区位虚拟变量掩盖了。我们运用了不包含东部和中部地区两个虚拟变量的辅助回归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出口对FDI具有1%临界水平的正向显著。这个结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FDI极度向东部地区倾斜的特征。
另一个与预期不相符的是用人口密度来表示的聚集效应。我们的回归结果显示聚集效应对FDI具有负效应,尽管其估计系数不显著。这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FDI的产业结构由早期单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多元化产业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技术和知识等密集型产业落户中国,因而人口密度对FDI的影响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最后我们来看地区和时间虚拟变量。和预期的一致,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对FDI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且其评估系数值和t值都较大,然而中部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这进一步说明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内陆地区具有更为明显的地域优势吸引FDI,使得FDI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重要讲话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方才全面展开,中国的FDI也从1992年后急剧增长,因此时间1992年虚拟变量显著为正也在预期之中。东部地区和时间1992年这两个虚拟变量都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开放程度。回归结果证实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吸引FDI的关键性因素。
我们再来比较1979~1991年和1992~2009年这两个子时段的回归结果,详见表6-1中的第3栏和第4栏。结果显示,除了GDP、运输、聚集效应和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外,其他参数的估计系数在两个不同时段的回归结果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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