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诸多要素中分离出来，他的理论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量增长函数》一文中，提出了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计算技术进步对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新方法，并对1909-1949年间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这一期间美国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其主要的贡献来自技术进步，开创了创新理论新古典学派理论之先河。但以索洛为代表的研究没有解释技术的产生机制，其分析的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增长中不能用劳动力和资本解释的残值，不能确切地解释技术进步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阿罗、罗默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超越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外生性的框架下，突破性地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提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可以避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可以保持。罗默提出了知识溢出的概念，建立了内生技术经济增长模型。卢卡斯提出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在其均衡方程中，经济增长率与研发部门的生产率成正比，也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作为技术进步的动力，使新古典增长中的“技术进步”第～次成为一个内生变量而作用于经济增长。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研发活动和生产性公共资本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动力，而这些因素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外溢效应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属于财政政策的变量范围，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的特殊作用。
（三）科技创新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国外关于科技创新的研究在政策支持手段、方式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日趋深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技术扩散更加迅速，科技创新不断打破以往的产业和市场的界限，多方面的技术融合不断推进。针对科技创新的复杂性，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多项政策激励科技创新、加强创新成果保护以及促进成果转化等多方面的政策，越发重视完整的支持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构建。这期间，西方的经济理论界相继产生了一些新的科技创新发展理论，如科技创新生态化理论、科技创新博弈理论、科技创新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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