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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出版时间 :
下一个十年: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梦
0.00    
图书来源: 浙江图书馆(由图书馆配书)
  • 配送范围:
    全国(除港澳台地区)
  • ISBN:
    9787547607671
  • 作      者:
    刘胜军著
  • 出 版 社 :
    上海远东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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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对迫近临界点的社会矛盾,改革能否冲出“政府革自己的命”的悖论?
  一个被10万人微博转发的“改革梦”!
  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的著名学者!
  一本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张军、韦森、杨哲宇等人高度评价的书!
  邀你共赴改革讨论的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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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FT中文网、财新网专栏作家,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委员。《彭博商业周刊》“2012年度人物”、《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中国股市的批判性建设者,推动废除IPO审批制的旗手。长期致力于呼吁体制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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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的著名学者!
  《下一个十年: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梦》一本振聋发聩、敢想敢说的书!
  刘胜军是近年崛起的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中极为突出的一位。他思想敏锐、观点独到、见解深刻、文笔洗练,且率真直言。这部文集荟集了他的一些非常有影响的文章,迅速、即时、深刻和尖锐地直击当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并提出了相当深刻的理性分析、现实评论和改革呼喊。这本书目光犀利,立场鲜明,敢想敢说。因此突破了对改革的常规认识,使人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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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刘胜军的这本《下一个十年》在当今众多讨论改革的书中独树一帜。这本书的特点是目光犀利,立场鲜明,敢想敢说。因此突破了对改革的常规认识,使人振聋发聩”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就经济改革而言,过去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改革的停滞和倒退很大程度上来自理念的倒退和理论的混乱。刘胜军的文章针对中国现实问题有感而发,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理论混乱,坚定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
  ——张维迎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现在物质不短缺了,反倒是物质产能过剩,但真正短缺的是自由的思想,有创意的思想。许多事情都需要思考、反思、再思考,可是真正能够像刘胜军博士这样做的很少。他的许多论述对今天的改革十分重要,非常珍贵。看看他的著作就知道中国当下的挑战在哪里、可能的出路在何处。感谢刘博士为中国社会做的贡献。”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刘胜军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的著名学者。他的这本《下一个十年》不仅给了我们去反思关于中国模式的诸多理由,更提醒了我们,为什么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需要重开改革的窗口期。”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近些年崛起的新一代中国经济学人中,刘胜军博士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思想敏锐、观点独到、见解深刻、文笔洗练,且率真直言。这部文集荟集了他近两年发表的一些甚有影响的文章。这些文章迅速、即时、深刻和尖锐地直击当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中国的当下改革和未来发展,需要这样分析和呼喊。正是在当今中国有大量这样理性分析、现实评论和改革呼喊,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是光明和可期盼的。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刘胜军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位启蒙者、鼓动者。他兼具热忱、情怀和必要的学养,对市场、法治和民主持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笃定。《下一个十年》一书是他近来思索的结晶。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读这样的书无疑是有益的。”
  ——杨哲宇 财新传媒评论理论部主任兼《中国改革》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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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呼吁设立“国家改革委员会”
  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改革要有“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斯言一出,民心大振,在重启改革的征程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改革从来都是“知易行难”。这让笔者想起了最近两个改革方案的难产。
  一是2011年10月,国务院下令在元旦之前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然而迄今仍未出台后于2013年2月5日出台。——编者注。自从2004年启动这一计划以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错过最后期限了。该方案至少已经六易其稿。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祁京梅说,该方案八年以来面临的是同一个障碍:国有企业的反对。
  二是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准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但改革方案一直难产。7月底温州金融办称,温州金改细则按照计划会在8月公布。但直到11月23日,《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才艰难问世。而且令人失望的是,从方案内容来看,温州金融危机的压力并没有倒逼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突破。
  改革进展迟滞,已非偶然现象。近年来,改革进度不仅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更落后于民众期望与社会压力的积累,突出表现在:(1)政府职能转变进展缓慢。虽然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政府主要职能要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涉足不断深入,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奇特局面。(2)国企改革不进反退。尽管中央决议提出国企要退出竞争性领域,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国企介入PE、房地产等各类竞争性领域渐成常态,国资委要求央企退出房地产的政策也被高高挂起。(3)政府部门不断扩权,压制市场创新空间。
  结果,改革出现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局面。
  何以至此?特殊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是关键原因。对此,我们其实已有社会共识。2012年11月,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强调:“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深圳考察时强调:“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其实,利益集团(interestgroup)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常态,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即使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相当完善的美国,利益集团的游说也是无处不在,甚至出现了“K街”这样的职业游说行业。例如:美国次贷危机中,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可谓罪魁祸首,但是在其强大的游说能力之下,奥巴马惩治华尔街的金融改革法案被不断“完善”,惩治效力大打折扣。最终满腹怨气的民众走上街头发起了“华尔街革命”。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在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格局下,政府官员充分尝到了权力的甜头,政府部门成为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甚至“设租”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也是腐败难以遏制的体制性根源。但同时,政府部门又是改革方案的制订者。于是改革陷入了“政府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的悖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出路何在?回顾20世纪80~90年代的体制改革,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因素有三:领导者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和魄力;巨大的改革压力(国企大面积亏损、银行技术性破产);由利益相对超脱的“体制改革委员会”来制订改革方案(简称“体改委”,后来更名为“体改办”,即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2003年被并入“发改委”)。
  1982年体改委成立后,先后有两任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可窥一斑。陈锦华被任命为体改委主任时担心地说:“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我担心搞不好。”姚依林告诉他:“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才想把你调来。”1从实际运作来看,体改委除了总体规划以外,还要负责各部委改革的协调。各部委的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体改委征求意见,经过体改委协调以后才能上报。
  体改委的设立,有效地弱化了各个政府部门的“部门利益”,在设计合理的改革方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设立、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流通体制、土地制度等重大改革事项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不仅如此,体改委还培养了大批具有改革意识的精英官员(学者),例如王岐山、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高尚全、刘纪鹏、曹远征、张维迎等。
  以当下的改革形势而言,部门利益的藩篱和官员维护手中权力的诱惑,比20世纪90年代要严重得多。改革的主要障碍,已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既得利益者。要真心推动改革,就必须承认“屁股决定脑袋”这个朴素的道理,设立利益相对中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来实施下一步的改革顶层设计。
  吴敬琏教授指出:“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官、产、学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够集思广益,凝聚有识之士的共识,获得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社会支持。”2笔者认为,如果“国家改革委员会”能够成为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平台,将为下一步改革更大限度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造体制空间。
  有趣的是,自2003年“体改办”被并入“发改委”以来,有关恢复、重设“体改委”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许小年、张维迎、周天勇、魏加宁、迟福林、钱颖一、宗庆后等诸多人士在各种场合表达了类似观点。
  2004年刘纪鹏发表了题为《从想念体改委说起》的文章,称“我(当时)对中国未来的改革能否成功有很大的忧虑。现在看来,当初的忧虑不无道理”3。原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也曾表示:“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应当成为重启改革的一个必要且可行的现实突破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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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经济学家应做改革的推动者
辑一
不改革不行了
老人与改革
击鼓传花不可取
改革的历史三峡
中国社会治理失序的危险
重建社会信任刻不容缓
中国迎来第四个历史转折点


辑二
重启改革
我的“改革梦”
重启改革,需要“汪洋style”
习李新政,呼之欲出

“习李新政”如何落地
十八大之后的十八大改革

 

辑三
改革如何落地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如何才能“实干兴邦”?
人大如何制度创新
反腐: 要打虎,更要改革体制
取消审批权: 灵魂深处的革命
呼吁设立“国家改革委员会”
三中全会: 重启改革的关键机会窗
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展望

  

辑四
反思“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

让灵魂跟上脚步
“唱红打黑”引发的路线之争
“重庆模式”再反思
我们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多远?
告别“合影经济”
道德治国的迷思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季”
保障房大跃进?
中国经济的“三一时刻”
林毅夫为什么错了?
再论“林毅夫为什么错了”
那些应退出历史舞台的口号

 

辑五
证券市场: 改革的漩涡
中国股市为何“不举”?
创业板的沉沦
IPO不审行不行?
致郭树清主席的公开信
克服“改革恐惧症”,才能迎来股市新生


辑六
改革杂论
《人民日报》与《福布斯》PK“税负痛苦指数”
从光伏“惨业”看“地方政府公司化”
温州高利贷崩盘倒逼金融改革
求解高房价的病根
中国特色的“房价泡沫”
食品不安全,谁之过?

王亚丽案件与司法独立

国人为何缺德?
高尔夫球场与潜规则
邓小平的改革领导力


附录一

财政投资性支出: 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障碍

附录二
废除审批制才能救中国股市
地方政府债务结与解
反思“4万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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