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早已是全民共识
上一轮改革遗留的老毛病，经济高速扩张积累的新问题，逐渐成为阻碍中国再度复兴的顽疾。革除病灶，中国才能有更健康的身躯在崛起之路上狂奔。越来越高不可攀的房价，始终无法驱散重度雾霾，几亿人为之苦恼的户籍制度……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
改革关乎每一个人！
上一次体制变革所释放的巨大力量，引发整个社会的强烈震颤，有人把握住了黄金良机，迅速崛起，更多人则在轻微眩晕中不知所措。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度拉开改革大幕，这一次你准备好了嘛！
最热点
三中全会再度触发改革的按钮，中国全面进入改革第二季。电视、纸媒、网络全方位、多渠道引发改革话题热议。
最全面
吴敬琏，郑永年热情推荐！一本书让你彻底了解改革大势。集结政、商、学30余位各界人士，为你深入剖析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
最权威
全球最知名学者聚集，会诊中国经济
罗伯特·希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非理性繁荣》作者
吴敬琏：中国经济界的泰斗级人物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杰里米·里夫金：超级畅销书《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
青木昌彦： 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1998年国际熊彼得学会熊彼得奖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政治大学研究所所长）
江春泽（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办公厅主任）
姚泽（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
杨伟民（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李毅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林喆（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光耀（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张宝国（发改委原副主任）
杨朝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环保部原总工程师）
骆建华（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
刘民权（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
丁耕（复旦大学思想史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
马丁·李（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高级顾问）
刘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马凯硕（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第一智囊，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曾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李侃如（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曾任奥巴马竞选团队中国政策顾问）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萨米尔·阿明（著名全球化问题专家，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黄智慧（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最可读
没有枯燥的教条辞藻，没有僵硬的公文格式，没有模棱两可的中庸态度。用最平等、最通俗的对话形式，让你触及最精华的思想。本书是最不乏味的改革指南。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过去30多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之后，再次站到一个历史关口，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维持。2011年以来的诸多事实表明潜在经济增长率正在出现下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变为未来的中速增长阶段。
无论是过去的高速增长还是未来的中速增长，都离不开改革的红利的推动。重启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是确保这一转换平稳着陆的关键。长期从事中国经济改革报道的王尔德先生，近三年采访了多位国内外从事改革的一线官员和参与改革的重要学者，共议中国改革大计，为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见。
金融创新并非过度，而是不足
王尔德：在金融民主化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但金融创新越来越复杂，即使专业人员也无法看懂，这种大众参与是否会沦为形式？
罗伯特·希勒：我觉得需要一个领导者，这样一个角色由政府或者执法部门来担任就显得特别有效。通过领导者，我们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让金融更广泛地渗入到民众的生活中去。这就意味着，赋予普通民众平等地参与金融体系改造的权力。
目前，大多数人很少或者甚至无法获得可靠的信息，他们经常遇到的是推销金融产品的人，而这些销售人员则没有动力把本应告诉民众的知识全盘托出。我所号召的金融民主化包括加深人们对金融运作知识的了解，提供给公众更为可靠的信息，而可靠的信息只会来源于金融顾问、法律代表或者教育工作者，而目前只有少数人能获得这些专业人员的信息。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完整和开明的金融体系。
我也建议，让大众能够全面获取相关金融信息，能够通过人工及电子的方式积极且理性地把握机会，从而保证民众是当代金融体系的参与者，而非各种金融机构推出的各种产品的受害者。
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至于大众的参与，我并不认为金融创新会来自那种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不学外语，一生没有出去过、只待在当地的人（Local People），他们应该是来自于那些会外语，奔走在世界各个角落，并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
同时，为了避免你提到的那种沦为形式的参与，我们应该加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要求，因为这两门学科能够深入研究人性的局限，从而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使人无法做出理性且人性化的决策，创造并推行这些金融创新是应对经济不平等的最佳策略。
王尔德：您刚才提到金融创新，那么您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过度的金融创新造成的吗？为什么？
罗伯特·希勒：金融创新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金融创新可能会导致这种危机的出现，但这并不表示金融创新本身不好。就金融创新而言，并非过度，而是不足。因此，化解金融风险的出路，还在于金融创新。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
不过，金融危机提醒我们，进行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资产这个最根本的目标。为了保证目标得以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华尔街培养并监管不同的从业者——首席执行官、交易员、会计、投资银行家、律师和慈善家，通过倡导他们心存良善的从业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华尔街的文化。
王尔德：您在书中提到，中国应该改善金融制度，以改善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您有哪些具体的改革建议？
罗伯特·希勒：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制订一个长远规划来迎接可能更大的贫富差距的来临。这是极其重要的。中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人们不喜欢不平等。但是现如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好好讨论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在中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长远的计划，比如30年的计划，这和目前通行的五年计划不同。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法国的例子。当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提出的最高75%税法议案获得法国议会通过时，人们都震惊了。这个议案指出，要对个人所得超过100万欧元的人征收75% 个人所得税。该议案可能会在2013年开始实施，为期两年。但是普遍的反应是，这个比例太大了。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平等程度变得那么可怕，这是政府必须采取的措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类似于法国，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可以出一份报告，比如20年之后会对个人所得超过1亿元的人征收最高多少比例的税收时，人们就可以开始面对现实并讨论这些问题，并最终获得一个比较统一的观点。
我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不平等程度编制税务系统用于参照的指数。在不平等现象指数（我也曾将其称为不平等现象保险）的指导下，政府不应该通过立法为每个不同的税收等级强制规定一个固定的所得税税率，他们反而应该提前拟定一个公式，根据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以其统计学测量手段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如果个人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这种税收制度会自动调节不同税级之间的差额。在我们知道收入差距将要扩大之前，在人们知悉实际上谁会被征收更高税金之前，强制推行这种指数系统解决不平等问题，这就是一种金融的解决方案。所以编制这一类指数的意义在于管控风险，也就是在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情况出现之前就做好准备，这与保险合同十分类似。实际上，不平等现象指数可以被视为一种保险——针对不平等程度的保险。
不平等指数可以有两种编制方法，一种能够逐渐使不平等差距缩小，直到其程度回归到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种则是简单地将不平等程度封冻在当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恶化。后一种方式可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种，这种方式编制出的指数在很大程度上使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其目标就是单纯地防止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恶化。
……
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当中，社会面临一系列复杂难解的矛盾。为了寻求解决之道，需要各界人士各抒己见，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作为传媒人的王建坤先生近年进行了系列深度访谈，记录和梳理了学界内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多元思考。我相信，这些访谈录的汇集出版，会对读者理解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时代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讲席教授）
王尔德采访了多名位部级官员，想必是费了很多常人看不到的周折，好在功不唐捐。这样一种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的采访经历，我相信，将成为这个年轻人生命中的一种宝贵财富。在这样一个社会浮躁、媒体更浮躁的时代，逼近核心消息源的政经访谈，也为我们留下了很重要的时代档案。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政治大学研究所所长）
王尔德记者采访过许多名人、政要，特别专注于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他将采访实录编辑成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和各种思想的碰撞、争论，其中不乏许多重要史实和精彩篇章。
——张国宝（发改委原副主任）
一个出色的记者，也必须是一个出色的提问者。而比出色的提问更引人入胜的，当然是应答者的格局与识见。问道改革，用心良苦。大家气度，尽在此书。
——江艺平（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对改革的追问是几代人的共同命题，每一代人又有各自的诉求。作为新生代的优秀媒体人，王尔德正在努力完成自认的使命。
——沈颢（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