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就是在这样的逻辑线索中被牵扯进了与国企的论战。
一些批判“国进民退”现象的学者，为私企描绘了这样一副图景：私企充满活力，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并将代表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但在私企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国有企业这样一个绊脚石，它使私有企业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并造成私企发展的坎坷和曲折。只有国企退出了，私企才能有光明的前程。
但是，国企还将退到哪里？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指出：在目前100多户中央企业中，除了2家电网企业、3家电信企业、2家石油石化企业之外，其他企业都处于竞争性领域，即便是这7家企业，业务范围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竞争性领域。如果硬性要求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基于非竞争性领域所能承载的资金量相当有限，实质上就是要求再次大规模缩减国有资产总量。也就是说，批判“国进”者所主张的“国退”，实际就是“国减”。这将使公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当前，我国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在总量上已经十分接近，如果国有经济再被大量削减，必将彻底改变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使非公有制经济占比超过公有制经济占比，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性质。而这，是与我国的经济改革性质不相符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体制性调整。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改变，既是改革的前提，也是改革的底线。所有企图突破这一底线的行为都是改革所不容许的，试图突破这一底线的任何行为也绝不能打着改革的旗号招摇过市。中国20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是在国企出现大规模亏损倒闭的背景下不得不进行的调整，它的目标是要优化国有资产结构，做大、做强国有经济；而此次要求的“国退”，是在国有经济发展良好，盈利能力提高，资产实力增强的背景下提出的，目的就是赤裸裸地瓜分国有资产和私有化。因此，绝不能将此次要求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国退论”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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