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转轨模式（路径）论（Bucknall，1997；周尚文，2001）。该观点认为，中俄经济转轨之所以出现绩效上的巨大反差，是因为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路径）。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和体制改革，总体上说是采取了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基本内容是放开物价、紧缩银根、外贸自由化和推行私有化。这套激进转轨方案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教导下，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思路设计出来的。在“休克疗法”的倡导下，俄罗斯迅速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社会财富向少数寡头集中，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倒退和社会秩序混乱；而中国的经济转轨并没有现代理论提供指导，而是按照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探索出一条渐进式的转轨道路。中国的转轨总体上说是采取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浅人深、由点到面的方法。中国的渐进式转轨主张稳定地推动市场化，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是一个广受欢迎的人人受益过程，不仅大幅提高了经济效率，而且高度维护了社会稳定。
（3）目标性质论（Bucknall，1997；周尚文，2001）。该观点认为，中俄经济转轨的绩效差异是由中俄转轨的目标和性质不同引起的。中国转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内进行的，转轨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转轨是循序渐进的，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的基础上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而俄罗斯转轨的性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外进行的，转轨的目标是要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俄罗斯的转轨必然会破坏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造成经济社会的混乱和经济持续下降。
（4）驱动机制论（胡键，2001；李新，2002；尹永钦、杨峥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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